很多家长都在反思这些问题，可谁也不愿意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陷入“囚徒困境”。

为什么有的孩子，能在考上一流大学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却成为前所未见的脆弱一代？为什么有的家长，付出全部心血为孩子铸就安全保护罩，却换来一个更加脆弱的孩子？

三联书店最新出版的《娇惯的心灵》，副标题是“‘钢铁’是怎么没有炼成的？”本书译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田雷说：“《娇惯的心灵》讲的是美国故事，但书中很多内容让我们觉得似曾相识。有些问题在中国甚至会不会更严重？也值得我们的社科学者通过实证的调研来作进一步的探讨。”

而本书的两位作者在正文一开头就引用了一句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话：“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一怕孩子会被绑架，二怕孩子进不了哈佛

据说美国家长现在经历着双重的恐惧，一是怕孩子会被绑架，二是怕孩子进不了哈佛。这句话是女作家斯科纳兹说的，她因为让自己9岁的孩子独自乘坐地铁而被称为“全美最糟糕的母亲”。这句话很扎心，漂洋过海后，却能击中中国家长——一怕孩子不够安全，二怕孩子进不了清华北大——甚至考不上自己当年上过的大学。

“这种焦虑，正是导致对孩子过度保护的原因。”田雷说，《娇惯的心灵》第一部分介绍了美国当代大学生所错信的三大人生谬误，排第一的就是“脆弱人设”——凡是伤害，只会让你更脆弱——这也是全书致力批判的。

“这个‘脆弱人设’的流行，成为家长、学校和社会据以教育下一代的信条，自然就会导致对孩子的过度保护。其中的道理很简单，上一代认为下一代是脆弱的，像蜡烛一样弱不禁风，像玻璃一样一碰就碎，故而要把他们密不透风地保护起来。”

同时，社交媒体也在加重人们对危险的感觉。比如，某些恶性治安案件，原本只是极小概率的事，却能通过社交媒体让全民都有某种观察或者参与感。对家长而言，在保护孩子这件事情上，必须要确保万无一失，安全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安全。

我们从前的儿童读物，一个主要的题材就是“历险记”，孩子摆脱大人的看管，成长必然要历险，现在呢？宁波一位小学老师王悦微在自己母校百年校庆时发现，校园中曾经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过的滑梯和铁杆都不见了。学校担心安全隐患，早已拆除了这类体育器械，同样消失的还有春游和秋游。宁波的冬天很少下雪，一下雪就会停课。身为老师，王悦微有时候特别想让孩子们来学校一起玩雪，但她知道自己不能这么做，“万一孩子路上摔倒或出什么事，做老师的可吃不消”。

到了基础教育阶段，“考不上好大学”就成为家长最大的焦虑。书中引用了这样一段推理：“假设这是数学课。如果他们在六年级的数学课上拿不到A，就意味着他们到中学后无法进入数学的第一方阵，就意味着他们进不去斯坦福大学。”这种逻辑，中国人是不是似曾相识？于是，就开始了书中所说的“履历的军备竞赛”——“没有哪个孩子必须要参加11项课外活动，除非已经有别的孩子参加了10项。”

事实上，很多家长都在反思这些问题，可谁也不愿意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陷入“囚徒困境”。

社交媒体和智能手机是罪魁祸首？

按照社会学的划分，从1995年起出生的孩子，就是所谓的“互联网世代”，是互联网世界的原住民。当这一代人开始念大学，变化出现了。

一本2017年的著作《互联网世代》，作者简·特温格是任教于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一位社会心理学家。她在书中讲到，基于美国青少年群体的调查数据，2005年至2012年间，有些趋势相当积极：生在互联网世代的青少年不爱喝酒了，也不怎么抽烟；开车上路时，他们相信，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就连初次性行为的年龄都向后推了。

但有的趋势就不那么乐观了，甚至让人担忧：他们更少叛逆，更不快乐，并且对进入成年毫无准备，“现在18岁的孩子，其举动像极了过去15岁的孩子”。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现在的大学生群体要求更多的保护，在他们的事务和人际冲突中需要成年人更多的介入。

在《娇惯的心灵》作者看来，社交媒体和智能手机是罪魁祸首。大数据使得信息的量身定制成为可能。青少年人自以为互联网是自由的，这“自由”却无往不在“信息茧房”或“过滤气泡”之中，逃不过算法这只“看不见的手”。既然无法接触到那些可能刺痛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他们就会坚信自己一贯正确。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2019年《社会蓝皮书》中指出，有28.89%的青少年遭遇过网络暴力辱骂，而遭遇暴力辱骂信息的最主要场景是社交软件，为68.48%。

青少年是网络暴力的主要受害者，还成为一些网络暴力的实施者。据北京互联网法院2019年12月发布的《“粉丝文化”与青少年网络言论失范问题研究报告》，以青少年为涉嫌侵权主体（即案件被告）的网络侵害名誉权行为，集中出现于从事演艺工作的公众人物名誉权侵权案件中，此类案件共计125件，占全部网络侵害名誉权纠纷的11.63%。作为被告的青少年大部分为在校大学生，少部分自述无业或自述不方便透露职业；年龄在30岁及以下的占比70%，其中年龄最小的为19岁。

安全成为“主义”，“创伤”跟着感觉走

在家庭和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孩子的生活环境变得越来越安全，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学者们开始担心，对安全的关注未免走得太远。《娇惯的心灵》中提到一个词“安全主义”，即安全压倒一切，为了1%的安全考虑，可以牺牲99%的其他考量。

田雷说：“安全当然是重要的，尤其是对没有完全行为能力的孩童们，当然需要成年人的保护，但凡事不可过度。安全主义的最大麻烦可能在于它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我们越是安全第一，就越会发现生活中到处都是‘危险’，于是我们就更相信安全主义……”

而“安全主义”对孩子的影响已经到了心理层面。比如，“创伤”，之前是一个心理学领域内的专业概念，有着严格的学术定义，也需要富有训练的专业人士来判定；但现在，一个人是不是遭受“创伤”，成了一个跟着感觉走的过程，只要“我觉得”就可以了。

“在多元社会中，原本人与人之间接触、摩擦、碰撞都在所难免，但现在就可能被脆弱的心灵感觉成‘微侵犯’。长此以往，恐怕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模式都要变化，因为有可能动辄得咎，所以必须安全第一，都会成为‘社恐’。”让田雷印象最深的一个例子是，美国现在很多法学院的刑法课已经没法讲“强奸罪”了，因为相关的阅读材料会触发个别同学的“创伤”回忆。

据媒体报道，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杨雄曾做过一个针对90后学生群体的调查，发现他们对于物质和信息自由很满足，虚拟社会化程度很高，但人格心智的成熟度很有问题。“这些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一直以升学为导向，真正与社会接触的机会很少。很多大学生年龄上是成年人，心智上远未成年，自控能力和自理能力都与成年人的标准相差太远，遇到问题时无法作出清醒的处理，容易走极端”。

2017年，武汉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湖北省社会心理学会在武汉3所高校进行了一项名为“大学生挫折教育项目”的调研。数据显示，5.6%的受访大学生在面对重大挫折时有过攻击和轻生念头，调研组专家原本预计这个比例应该不会超过1%。

田雷说：“过度保护的前提是‘脆弱人设’，认为受教育者都是玻璃心；但真正的教育却预设未成年人是‘反脆弱’的，他们必须经历摔打，才能成材。孩子们到底是一支蜡烛，风一吹就灭，还是一团火焰，风助火势？”（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