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队分产到户的时候，我家里分了五亩薄田和一头驴子。父亲是盯着一头健壮的黄牛，却最终被队长的侄子抢了先，父亲只能牵了瘦小的驴子骂骂咧咧地回家，路上还折了一根柳条，回家后驴子满身横七竖八的柳条印，驴子仿佛做错事的孩子低着头，偶尔“嘟噜噜”地打着喷嚏，父亲蹲坐在门槛上，筷子在碗里很响地扒拉着苞谷糁，有一句没一句地跟母亲说种地的事情。我跟姐姐围着驴子看稀奇，姐姐突发奇想给驴子起了个“壮壮”的名字，父亲吃完了走过来的时候，驴子突然扯着脖子叫起来，父亲又捡起了柳条，忽然姐姐跑过去挡在父亲面前：“你不能打壮壮！”“什么？”父亲扬着柳条有些愣。“壮壮是姐姐给驴子起的名字。”我赶忙解释。父亲“噗嗤”地乐了，扔了柳条，转身背着手走了：“驴子就是驴子，还起个名字！”姐姐给驴起的名字惹了祸事。过了半个月姐姐同桌的父亲跟黄老师赶到家里交涉，这时候父亲才知道，“壮壮”是姐姐同桌的名字，父亲连忙赔了不是，过后驴子的名字就改为“大壮”了。大壮一身灰白色稀疏的毛发，跟邻居家的骡子比又瘦又小。父亲在靠近猪圈的地方搭了两间木棚，里面栽了木桩砌了石槽还盘了土炕。每天父亲就住在木棚里，铡了麦秸秆散堆在角落里，半夜起来要给大壮添料，麦秸秆里掺有黄黄的苞谷粒。冬日的晚上，家里不是猪的哼唧声，就是驴子的嚎叫声，还有父亲天不亮就咕嘟咕嘟的煮茶声和婉转的秦腔。经过了一冬的催膘，大壮真的壮实起来，毛发也变成细密的灰色。春节过完，父亲给大壮铲了蹄子，等到地解了冻，父亲早晚牵着大壮，扛着犁铧去了地里。父亲握着木把，弓着腰，手里的长鞭在头顶画着圈甩向大地，父亲的吆喝声久久地回荡着，大壮身体前倾，套着辔头的嘴几乎贴近地面，泥土就在脚下翻开了浪花。晌午的时候，母亲端了碗在地头，父亲就把犁铧卸了，撒些苞谷粒在地上，大壮呼哧呼哧地吹起地上的尘土，嘴巴在地上蹭着，啃食着苞谷粒和刚露着尖的青草，父亲吸溜吸溜一碗面吃完了，母亲又递过来一个窝头。父亲掰一半递回母亲，剩下的一半刚伸到嘴里，想了想又走近大壮，一只手摩挲着它脖颈的毛发，拿着窝头的手展开了，大壮就吻着父亲的手，直到窝头进了嘴里。那些年，大壮陪父亲的时间要比我们多得多，春耕秋种，平时拉粪肥，拉水浇地，夏忙时拉麦秸秆、拉粮食，都是父亲赶着大壮，时间长了，大壮跟父亲有了感情。在木棚里，长时间不见父亲，就要扯了喉咙吼几嗓子，猪也凑热闹哼哼唧唧地叫，父亲的脚步声响起，木棚里便有了扯动链条的声响。一次走亲戚，父亲套着车，我们坐在车里，中途父亲停下车去路边坎下的地里方便。大壮找不见父亲，便拉着车朝父亲离去的地方跑去，父亲听到了我们的惊呼声，提着裤子冲出来，一把扯住辔头，那时候一边车轮已经掉到了坎下，姐姐吓得哭起来，我也脸色苍白，父亲也吓得不轻，瞬间又产生了愤怒，拿着皮鞭一下一下抽在大壮身上，大壮只是偶然抬着腿躲避着，父亲打乏了打困了，却又抱着大壮的脖颈眼泪扑簌簌落下来。时间如白驹过隙，大壮来家七八年后，走不了下坡路了。一年冬天，大壮病倒了，卧在地上不吃不喝，父亲急疯了，找了村医，村医开了药，也不见好转。父亲又连夜去了镇上，连背带拖把孙兽医请来，孙兽医也摇着头，不过还是给大壮打了几针，谁知过了几天大壮居然争气地站了起来。虽然大壮在逐渐恢复，但是父亲心里明白，已经暮年的大壮恐怕再不能下地了，于是父亲就借钱买了一辆拖拉机。父亲去地里，大壮就跟着拖拉机一路小跑，父亲在犁地，就把大壮拴在路边的树上，绳头放长，大壮就在周遭的路边吃草。后来一次放假回家，我看到村长领着屠宰场的老黄叔在家里。烟雾缭绕中，母亲正在擀面，父亲神情严肃地坐在灶火间，老黄叔说：“你自己考虑好，现在还行，如果跟上次一样生了病，就没人敢要了。”父亲长叹一口气，眼睛红红地出门走了，村长和老黄叔塞给母亲一沓钱，就牵着大壮走了。第三日一大早，母亲开门打扫卫生，却突然看见一头驴子在门外转着圈，泥地上一堆杂乱的脚印，母亲扔了扫把急急地喊父亲。父亲三步并作两步出了大门，大壮凑近父亲，在父亲的前胸后背蹭来蹭去，父亲的眼里泪光闪烁。但随后赶来的老黄叔还是连拉带拽弄走了大壮。过了一天，父亲大清早出了门，天黑尽了还没有回来，母亲和我着急去找，老黄叔屠宰场的人说中午父亲来过，停不多时又走了，我跟母亲又转了很多地方，最后在镇街上的小吃店找到了父亲，从不喝酒的父亲居然喝得酩酊大醉。从那时起，在父亲跟前我们再没有提起过大壮。父亲的大壮，在那年秋天彻底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

□魏青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