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谁真正生活在这个时代并拥有这个时代？这是我的时代吗？乡间的父亲，带着他一身渐无用处的手艺，应该退出这个时代了吗？杨遥的沉思和对自我的诘问，来得不容易。他出生在一个小镇上，周围有很多匠人，因而他对传统手艺的发展也就格外关注。他曾写过一些关于铁匠、木匠、修鞋匠、修手表的、修自行车的等匠人的小说，发表在《十月》《野草》《上海文学》《人民文学》等刊物上，被多种选刊转载，并收入好几部年选，其中《匠人》和《白色毡靴》两篇作品还分别成为两本集子的书名。在这些小说里他思考传统手艺的各种未来，努力写出每一种技艺背后匠人的生存状态，在时代大潮中个人命运的浮沉，他总是希望承载着传统手艺的匠人们能在当下有一个好的发展，在任何一个时代都能凭自己的手艺有谋生之道。在他看来，这不仅关乎一门技艺，更关乎这样一个群体人们的生活。他总是对这些朴实的劳动者充满了悲悯，情不自禁地思考他们的未来。让杨遥从注重关注这个群体的精神和生活层面，上升到对传统文化精神的重新发现，和对这种文化精神缺失的担忧，并自责作为一个作家与时代的脱节、疏离，是他在大地上行走思考的结果。这些年来，他往下走得多。下乡挂职、驻村蹲点、全省采访，数年行走在全省最偏远的农村。他和一个个奋斗在脱贫道路上的人们促膝交谈，目睹和亲身感受了许多普通人为了过上好日子付出难以想象的勇气和努力，这让他在时代的大背景下不断进行内视、自省，不断深思和理解奋斗的真正含义，不断叩问和探寻生命的真正价值，探寻出了时代与人的某种深度的思考。杨遥对时代的专注凝视，对传承的深入探寻，使他以文学家的眼光，发出了对当代中国的思考；以文学的形式，写出了新时代的底色。他把自己的思考写进了中篇小说《父亲和我的时代》。这部小说不主打亲情牌，而是从时代的角度着手，书写父亲的紧跟，“我”的滞后，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这个时代，是当下的时代，是新时代。小说的背景，就是脱贫攻坚，消灭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刻。小说中的父亲，不是贫困户，因为他的儿子在城里有工作。小说以两条线同时展开。“我”情绪低落，“整个人陷入虚无感里，觉得干什么都没有意思”，因为“我”察觉到每个人都有问题，有的人看不出来，有的看出来了却把它当作优点，这是隐疾，要写篇关于它的小说，却没有写好。另一条线是主线，就是独自待在农村里父亲的生活。母亲去世后，50出头的父亲一下子老了许多。他不肯到城里和孩子住，坚持独自待在村里。父亲是个裱匠，现在生意少了。“我”回村里看望父亲时，“父亲还是那副老样子，褪了色的衣服脏兮兮的，都快夏天了，还穿着领口磨得油光发亮的厚毛衣，外面套着厚厚的中山装。胡子许多天都没有刮，头发更少了，露出一大截黑乎乎的光脑门，像发霉的葫芦瓢。我怀疑父亲日常脸也不洗。”就是这样一位对生活没有热情、得过且过的父亲，从来不给孩子添麻烦的父亲，有一天却突然打来电话，要儿子给他买个智能手机。父亲居然做起了微商！只读过几年小学的父亲买回了拼音挂图，从拼音学起，硬是使用上了微信、抖音、快手、哔哩哔哩……从视频直播卖自家的“羊粪小米”，到替村里人卖杂粮、核桃、蜂蜜、酸枣、胡麻油、土鸡蛋等等，不仅把农产品卖到了全国，还卖到了非洲。其间，“我”几次回家，目睹和感受到了父亲的辛劳、诚信、善良、热心，以及内心深处对逝去的母亲的思念。父亲在做微商的同时，还念念不忘自己的裱糊手艺，只要有人叫，他就把微商的事细细托付给人，自己一心一意做裱匠。他不忍心在自己手里把这个祖传的手艺丢掉。作者通过大量生动的细节描写，让读者看到，这个想象中应该被时代淘汰的父亲，在政策的感召下，却正在与时代同呼吸齐奔跑。而本以为这个时代应该是自己的“我”，却固守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离时代那么遥远。当父亲在KTV中唱着最流行的歌时，“我”熟悉的还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歌曲。这种感悟不由地让“我”明白了小说《隐疾》的问题。托尔斯泰在他的小说《魔鬼》中说：“通常都认为保守主义者是些老人，而那些喜欢变化的都是些年轻人。这并不正确。通常来说保守主义者都是些年轻人：他们想生活却不去思考该如何生活，而且也没有时间思考，因此就以他们见过的一种生活作为自己的榜样。”杨遥小说中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看似保守，实际上却跟随时代变化、在时代中努力奋斗的人。反观“我”，成天想着自己的小说，对生活却越来越疏离，比如，不相信父亲说的参加村里第一书记组织的培训人家还给发钱。父亲让转发视频，“我”还嫌父亲邋里邋遢的形象丢人等等。但是父亲丰富忙碌的生活给“我”打开了时代的大门，“看到许多和以前不一样的东西，觉得自己以前的圈子太小了”。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也在不知不觉中起了变化，买回了拼音挂图学习普通话，把手机闹钟调到早上5点，早早起来写作，帮助父亲转发视频，和父亲一道冒雨发货。杨遥在小说中用了很大的篇幅很重的笔墨去描写父亲如何做裱匠，作者想要表现的，绝不是说裱匠这个手艺多么高超重要，而是要传达出父亲身上的一种精神，一种为了生存、为了赢得尊重不怕一切困难、吃得了大苦、受得了大罪的一往无前坚持到底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在漫长的岁月里，在艰苦的磨难中祖祖辈辈们在奋斗中形成的，唯其艰辛，才更加宝贵，才让父亲不舍得丢掉。正是有了这种精神，一个人才能在社会上立足，才能获得别人的尊重。返回头来再看，父亲在做微商中坚持的不就是这样一种精神吗？父亲尊重他人，总是第一时间回复顾客的微信；勤勉敬业，怕耽误客户时间，冒着大雨送货；善于为别人考虑，有了订单，父亲不是卖自己的，而是先把别人的给卖了。父亲既讲诚信，又能吃苦，在尊重他人中享受被人尊重的感觉，在帮助别人中他得到了发自内心的快乐。杨遥的小说，总是把普通人放在时代的大背景下，敏锐地捕捉到引起生活巨大变化的一些细微的事，让人感到普通人的生活总是被时代的潮流强烈冲击，生活真的变得大不同了。这种不同，有更多的必然性。像在《父亲和我的时代》中，从一部智能手机上，他看到了时代宏阔的图景；从一门卑微的手艺上，挖掘出了世代传承的精神；从“我”和父亲的对比中，写出了一个作家在时代中的困惑。《人民文学》在卷首语上说，《父亲和我的时代》“在有关‘新时代’书写和小说意味的艺术融合方面，更是有探索精神和启示价值的。”《父亲和我的时代》追求时代之思和精神之问，使文学超越了父子亲情，走向一种阔大、真挚、深沉的境况。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建党百年百篇文学短经典》，《父亲和我的时代》被收入其中。杨遥的探索和努力，使他的小说具有了经典的品质。现实中的杨遥是在不断努力奋斗的。他大学毕业后，不愿意一直待在乡村里做一名小学教师，开始用创作改变自己的生活。从乡村到县城，从县城到市里再到省城，从一个专科生到北师大硕士研究生，从普通作者到省作协副主席，他从未停止过奋斗。茨威格说，“有时仿佛感到我一生度过的生活并不仅仅是一种，而是完全不同的好几种。”杨遥就给我这样的感觉，他走出书斋、走出办公楼在大地上行走，看到了完全不同的生活，看到了真正的时代。这个时代是每个人的，是父亲的，也是“我”的，还是女儿的。他从三代人的身上让我们看到了迥异的生活，然而，这种迥异中又有共同的东西存在，那就是奋斗。这个新的时代，是属于奋斗者的时代。

罗向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