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延年，山西原平人。他的父亲有一台购于上世纪50年代的“洋戏匣”，在那个年代，这可是件奢侈品。从他记事起的每年春节，他的父亲都要取一张黑胶木唱片放上，或激昂高亢或轻柔婉转的晋剧唱腔就充满了农家小屋。父亲走后，他把“洋戏匣”带回城里珍藏起来。他说，将来这个老物件肯定要捐的，因为它记载着一个农民戏曲爱好者与晋剧、北路梆子的故事。说是“洋戏匣”，它也并非舶来品，而是产于上海，然，在乡下，远离都市，封闭偏僻，把这玩意儿叫做“洋戏匣”，自有道理。这是一部手摇式唱机，大概是父亲购于上世纪50年代的奢侈品，其时，父亲还是朔县交通局的一位员工，1962年响应国家号召，父亲背着它回到了原平老家，开始了后半辈子的农村生活。那时我还没有出生。从我记事起的每年春节，父亲都要摆弄一回他的这“洋戏匣”。正月里，早饭后或午饭后，父亲兴致勃勃地取出唱机，小心翼翼地放在炕上，拿块棉布仔细地将它的外壳擦拭得干干净净，而后打开机盖，取一张黑胶木唱片放上，手摇摇把上紧发条，然后装上磁针，顿时或激昂高亢或轻柔婉转的晋剧唱腔，就充满了这间农家小屋。父亲则眯着双眼，嘴里随着唱腔默念着唱词，有时手还和着节拍，一下一下拍在炕沿上，沉浸在满满的幸福之中。而这种难得的快乐也并非父亲独享，街坊邻居的老者，明玄伯、万楼伯、还财叔、聚奎叔等等，常常挤在小屋的炕沿或地上，一起乐呵。他们嗑着瓜子、喝着茶水、抽着烟卷，就像城里人坐在戏院的雅座里听戏。大家可以尽情地听，可摆弄唱机的总是父亲，别人不得染指。有几次，我想用摇把上发条，招来了他的呵斥，看样子我要执意所为，他就会动手打我，吓得我以后再也没这个想法了，那可是他的心肝宝贝啊！可唱机还是给了我儿时的一点点满足和快乐，虽然我不爱听戏也听不懂，可满院子疯玩的小伙伴们听着咿咿呀呀的唱腔，满脸都是新鲜、惊奇、羡慕，我们可以比新衣服比花炮，但就唱机他们没法和我比，1000多口人的村子里只有这一台，独一份。父亲保存的唱片有40多张，我能记住的有《空城计》《打金枝》《铡美案》《算粮》《辕门斩子》《哭殿》等等。“我正在堞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兵乱纷纷”“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第”“你虽然是个帝王的女，嫁到民间是民妻”……这些经典的唱词就是那时记在心里的。春节一过，唱机就会被父亲包裹严实，置之高阁整整哑默一年。平日里，一是忙于劳作，二是怕没有这种听戏的氛围和雅兴吧。后来，虽然有了收音机、录音机，父亲偶尔也听听戏曲节目，但兴味已没听“洋戏匣”时那样浓了。1984年我上班后，就惦记着给父亲买一台电视机让他看戏。攒了两年钱，又加上家里爹妈的积蓄，共800多元钱，买了一台14英寸的彩虹牌彩电。一有戏曲节目，父亲就搬个凳子全神贯注坐在电视机前，从始看到终。从此，“洋戏匣”失去了父亲的宠爱。我在省城参加工作后，单位离晋剧院排演场很近，也就三四百米，每次父亲来看我时，我说：“给你买张戏票坐到剧场里，好好看场戏吧。”他总是说：“以后吧！”人生有些事是没有以后的。直到2007年父亲离世，也没有走进这城里的剧场看场戏，每每想起我心里就隐隐作痛。正如我写的这首小诗——《今生，我欠父亲一张戏票》：父亲进城次数有限/像他那几亩地少有过的丰收/每次来去匆匆/我说买张戏票到剧院看出戏吧/他都推辞，以后吧一生爱看戏/四邻八村去看/本村一年难得请一次戏班/更是场场不落/ 一台“洋戏匣”当心肝宝贝/收音机录音机抱着听/电视节目《大戏台》做忠实观众粗识文字/不爱看书报/却看戏/在戏中阅尽人间冷暖/感知忠奸美丑一生爱看戏/也没见他学着吼过一声/正如一辈子贫苦沧桑/蚂蚁一样忙碌自己的日子今生，我最大的愧疚与遗憾是/欠父亲一张戏票父亲走后，姐姐们问我，爹妈留下的东西你要点啥？我选择了“洋戏匣”。我把它带回城里，像父亲当年一样，将它珍藏起来。写这篇小文时，我把唱机抱了出来，放在茶几上，睹物思人，感慨万千。我也像父亲一样用布子小心翼翼地擦抹一番，握着摇把，摸摸唱片，觉得上面都有父亲的体温与气息。定格在心灵深处，听着唱机怡然自得的父亲，又一次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唱机完好无损，肯定还能使用。我最终没有拧紧发条，播放唱片，我怕把父亲的宝贝弄坏，也怕触碰出藏在唱片深处的敏感神经。妻子对我说，把它捐给老物件博物馆吧。我说将来肯定要捐的，要捐就捐给戏曲历史博物馆或农民生活展示馆一类，因为它不仅仅是个老物件，它实在是记载着一个农民戏曲爱好者与晋剧、北路梆子的故事，是一代农民精神、情感的寄托，曾满足过父辈们一时的快乐，还有就是它与我们这一代人的牵连，有我们这一代人深深的怀念。

齐延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