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天辟地，从无到有。彻底改变中国的日子就要来了。”“军阀让我死，我要中国生。”“为理想奋斗，为真理献身，即便是一无所获也值得。”一段段慷慨激昂的台词，让黄建新监制兼导演、郑大圣联合导演的电影《1921》成为“七一档”中最受关注的佳作。与同题材主旋律电影相比，《1921》在基本内容上相差不多，但在内容挖掘上更富新意，也更具深度，从而最大化地释放出其中的诗意。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打通了历史与当下的联系。主旋律题材植根于历史，具有深刻的历史合理性。主旋律影片成败，取决于能否真实呈现出历史合理性，能否给观众以启迪。《1921》形散神不散，以蜂巢式叙事技巧，呈现出历史的大断面，百余角色纷纷登场，核心问题却聚焦于一个：中国将向何处去。在《1921》中，董必武为何会掷地有声地说，我们必须找到能拯救这个国家的新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1921》精描出了一代前贤的觉醒：拯救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其次，找到改变历史的真实动力。在《1921》中，大上海外滩繁华的景象，与棚户区人民的艰难生活，呈鲜明对照。穿越回100年前，相信大多数人会感到绝望——文盲率超80%，乡村女性普遍缠足，国库连年亏空。战争、饥荒、瘟疫……甚至在大上海，每天都有不少流浪儿童冻饿而死。在当时，谁能相信这样的国家能完成现代化？它的发展动力何在？在影片《1921》中，因此有了这个桥段：《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译本印刷前，李达临时决定将“百姓”改成“人民”，印刷工人们好奇：“人民不就是百姓吗？”但李达坚持，二者在本质上完全不同。该桥段来自真实的历史细节。百姓是被动接受历史的人，而人民却是历史的主人。这是卢梭“人民主权论”的延伸，标志出现代人与古代人、现代政治与古代政治的分水岭。在《1921》中，工人们以整齐的号角罢工的那段镜头，极具感染力——当启蒙主义还在伤感于自身的乏力时，革命主义已鸣响钟声。随着人民觉醒，中国终于找到了改变历史的真实动力。其三，有热血，更有信仰。正因牢牢地把握住了历史变迁的真实逻辑，所以在《1921》中，虽然许多镜头饱含抒情意味，整个影片却没止步于煽情或表现热情上。毕竟热情易涨易消，只有转化成信仰，才能持久。而真正的信仰必然来自对历史与现实的洞察，来自苦难的淬炼。何叔衡、李大钊、邓恩铭、杨开慧……这是一个漫长的牺牲者的名单。苦难淘汰了所有动摇者，但最纯粹、最真诚的人，总会留下来，他们是不朽的——即使生命之光熄灭了，他们的精神也将与日月同辉。历史需要被牢记，需要写成传奇，这样才能为后人提供持续的精神动力。《1921》将写实风格与传奇讲述有机地结合起来，许多台词不仅契合现实情境，也更具历史穿透力。比如片中杨开慧问毛泽东：“人生好短，短到可能看不到理想实现，奋斗还有意义吗？”毛泽东则回答，我们不能选择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家庭，但可以选择自己的理想，并持续为理想而奋斗。《1921》用这种方式，不仅回应了青春的迷茫，也在拷问着灵魂：在今天，还有多少青年在护佑着心中的理想之火？还有多少青年自觉把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结合起来？当你激情澎湃时，是否想过，如何才能让这份激情持久？天下兴亡，青年有责。青春只有一次，正如陈独秀所说：“青春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如新鲜活泼细胞之在身。”《1921》犹如镜鉴，仰望前贤，反观自己。谁把握住了影片的这个内核，谁就真正看懂了它。

特约评论员张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