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文章》黄德海著作家出版社白居易有言“文章合为时而著”，所谓“时”，时空、时代、时势也。流传千古的文章，都不在于辞章，而在于历史语境里的人情、人心，在于人性既经受当时当地的塑造，又竭力跳脱此等局限，而成为叩问永恒的不竭元点。黄德海选《檀弓》《赐南越王赵佗书》《轮台诏》及李斯文章精读，剖析它们连接的历史节点，猜想作者面对时代巨澜的心思，进而由文章，探索世间大道之通达，读之可拍案，可幽思，可佐酒，更可振奋精神。大学的时候，一个同学的父执大约亲炙过前一辈的读书人，我时常能从他那里听到许多辨不出真假的奇奇怪怪故事。其中一个是这样的，有位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此前并无学术准备，偶有机缘遇到了王国维级别的当世绝顶高手，便请求予以指点。高手也不多话，丢过去一本未经标校的段注《说文解字》，让他施以句读，把书翻破再来。求学的这人也是认真，拿到书便反复校读，书脱了线才持之到高手处再问。没想到高手接过后，看也不看，就手又给了他一本同样的书，要求如上。直到他读破了五本段注《说文解字》，高手才许他登堂，此人后来也果然在古文字上卓然成家。我一时全信了这故事，觉得窥见了某种求学秘笈，就想着怎样如法炮制——踏踏实实读透彻一本古书，即便成不了古文字学家，起码古文这关差不多能过了吧？只是，人哪里会死心塌地呢，难免要避难就易地变通一番。比如我就没有老老实实去图书馆找什么段注《说文解字》，而是挑了未经标点的影印本《世说新语》，想的是，反正是挑本书一门深入，用哪个经典还不都是一样？《世说新语》几乎全是故事，比枯燥的段注《说文解字》好玩多了，于是我一边在本子上抄下难句点读，一边被里面的故事吸引。这书我大概读了三遍，没有把书读脱线，也忘了是否对我读古文有什么实质的好处，只觉得这书过瘾有趣，着着实实记着了里面的几个故事——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从记述来看，管宁清高自许，劳作与读书皆能一心，视金子与瓦石无异，轩冕过门不能动其心。比较起来，华歆就显得有点儿三心二意，外界的活动容易扰动内心的平静。不过，我很怀疑，我记住这个故事，恐怕主要是因为倾慕管宁割席时那刚烈的决绝。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不知道是不是每个处在任性率真期的年轻人，都会为王徽之雪夜访戴的故事心动，忽视这行为也可能是某种特殊的沽名钓誉？反正我在二十多岁时，曾经在晚上乘船浮过大海，在朋友宿舍下的草丛里徘徊良久，复又乘船归去——我那时的心思里，或许恰好装着“乘兴而行，兴尽而返”的念头吧。王蓝田（述）性急。尝食鸡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屐齿蹍之，又不得。瞋甚，复于地取内（纳）口中，啮破即吐之。王右军（羲之）闻而大笑曰：“使安期（述父）有此性，犹当无一豪（毫）可论，况蓝田邪？”虽然被一个鸡蛋引得无明火起有点好笑，但不知是因为文章太好还是喜欢这种不假修饰的性格，当然，更有可能是为个人的躁急性格护短，反正我当时对这个王蓝田颇有好感，倒是对自己可以“东床坦腹”而笑话别人性急的王羲之不免有些腹诽。不知道是因为魏晋“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反礼教风气，还是“非汤武而薄周孔”的激进言论，抑或是“礼岂为我辈设也”的放诞做派，读《世说新语》的时候，你会时不时觉得这是一本年轻的书，人们率性而为，无拘无束。可不是吗，要绝交就绝交，要尽兴就尽兴，要发火就发火，还有要给白眼就给白眼（阮籍），要打铁就去打铁（嵇康）……这不正是年轻的标志？那时候岂不是世界年纪还小，还没有后来的老成持重，老气横秋？其实当然未必，只是我读书的时候年纪太轻，还辨别不出那看起来的任性背后的故事。那个管宁割席断交的华歆，在《世说新语》里还有别的故事，处处显示出见识不凡。他后来为官清廉，却并不苛严，同时的陈登（就是“元龙高卧”的陈元龙）说他“渊清玉洁，有礼有法”，九品中正制的主要创立人陈群称他“通（通达）而不泰（骄傲），清（清廉）而不介（孤高）”，陈寿在《三国志》里赞他“清纯德素（德行）”。雪夜乘小舟来去的王徽之咏的左思诗，起首就是“杖策招隐士，荒涂（途，路）横（塞）古今”，看来也不是无缘无故地造门而返，乘兴尽兴间恐怕别有怀抱。便是那个性急的王蓝田，也自有能忍的时候——谢无奕性粗强。以事不相得，自往数（诘责）王蓝田，肆言极骂。王正色面壁，不敢动。半日，谢去良久，转头问左右小吏曰：“去未？”答云：“已去。”然后复坐。时人叹其性急而能有所容。王蓝田性急和自制的事，《晋书》放在一起讲，并标示了其间的因果关系：“述……性急为累。尝食鸡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掷地。鸡子圆转不止，便下床以屐齿踏之，又不得。瞋甚，掇内口中，啮破而吐之。既跻重位，每以柔克为用。谢奕性粗，尝忿述，极言骂之。述无所应，面壁而已，居半日，奕去，始复坐。人以此称之。”一个人的时位变了，对自己的要求也逐渐发生了变化，甚至能够在某些特殊情境中适当节制自己性情，是不是非常值得赞许呢？不妨接着来看另外一则故事——阮步兵（籍）丧母，裴令公（楷）往吊之。阮方醉，散发坐床，箕踞（轻慢的坐姿）不哭。裴至，下席于地，哭，吊唁毕便去。或（有人）问裴：“凡吊，主人哭，客乃为礼。阮既不哭，君何为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我辈俗中人，故以仪轨自居。”时人叹为两得其中。一件事，只跟自己有关，放诞一点大概没什么大问题；如果局限在两个人范围内，任性一些应该也可以容忍；三人为众，越来越多的人与一件事发生关系，比如阮籍遭母丧，有很多的迎来送往，倨傲无礼就显得有点过分——有人问裴楷的话，就是看他对这过分的反应。幸好裴楷为人“清通”（清明通达），才能两得其中，否则说不定就会生出罅隙，在魏晋那种情势下，闹出人命也不算意外。只是，譬喻设想得越多，就越会发现，已经不能再把《世说新语》看作一本年轻的书了对吧？至此，那个似乎一直被诸多魏晋名士排斥在外的“礼”，已经悄悄来到了前台。只是，这个来到前台的礼或礼教，在人世和人身上的表现，要比想象复杂得多，如鲁迅所说：“魏晋时代所谓崇尚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