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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广汉三星堆新发现祭祀坑的考古发掘，让世人再次感受到中国考古学在新时代的巨大成就和感染力。与举世闻名的三星堆遗址共享盛名的，还有坐落在今成都市城西的金沙遗址。金沙遗址是三星堆文明的延续与发展，具有许多和三星堆文明相同的文化因素，共同形成了中国西南早期青铜文化的基本风貌。三星堆以其谲诡奇异的青铜面具与人像，高大的青铜神树以及黄金制作的面具、金杖等带给世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刷新了人们有关世界上古文明传统知识图景。金沙遗址除了展现给人们与三星堆相类似的黄金面具，阴刻有鱼、鸟、箭连环图案的金带，大量堆积的象牙等考古场景之外，也以大量新的出土文物续写了中华文明丰富多彩的篇章，提供了中国上古精神世界更多的精彩画卷。

日月同辉：太阳神鸟的象征

现已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的太阳神鸟金饰，是金沙遗址中最具代表性的器物。这是一件极富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文物精品，总体呈圆形，由含金量高达94.2%的金箔片制作，图案分为内外两层，经过了精心刻画和切割。外层的图案是由四只等距分布、首尾相接的鸟构成，内层的图案则是同样精确划分、等距分布的十二支芒叶，朝着圆心向左旋转。整个图案均衡对称，充满动感，在起伏跳跃的节律中又暗含着四方围绕中央、天道左旋、中央向外辐射出十二条光芒的深刻寓意。

人们之所以将其称为“太阳神鸟”，是因为这个圆形的金饰很可能象征着以太阳崇拜为中心的宇宙观。圆形的图案象征太阳，中心向外辐射的十二条旋转的金色光芒线以及最外围首尾相接的四只“神鸟”，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四季、十二月这样的天象与物宜。这里，还应当提到一个十分重要、但过去往往被人们所忽略的考古现象：在金沙遗址中与这件太阳神鸟同时出土的，还有至少分属于七个个体的蛙形金箔，其中两件造型基本完整，可以观察到其造型呈蛙状，头部较尖，双眼圆鼓，背部中间有脊线，四肢修长，弯曲在身体的两侧，背部有两排麻点状的乳钉纹，这样的造型让人联想到“月中蟾蜍”。如果将太阳神鸟和月中蟾蜍联系起来思考，《淮南子·精神训》所言“日中有踆乌、蟾蜍”的记载可谓与之暗合。由于这批金箔原来都是贴附于某个物体的表面，所以有学者曾经推测，如果将金沙出土的这几件文物联系在一起加以复原的话，很可能复原后的构图是圆形的太阳神鸟居于中央，在四周等距离环绕着八个或者更多的蛙形金饰，共同组成一幅日月交相辉映的场景。这个推测不是没有根据的。

商周时期，古代中国思想世界的许多核心知识正在逐渐形成，天圆地方、中心与四方、阴阳变化、四季更替、日月星辰的定位、宇宙的框架模型等古老的天文地理经验，已经开始以不同方式得到表达，出现在考古材料中。如果说三星堆的青铜神树象征着人类远古文明中的宇宙树、太阳树，那么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所蕴含的深意，则与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金沙遗址位于号称“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已经具有高度发达的农业，遗址中不仅出土了石制、木制的农具，还有粟、稻等植物种子，金沙先民们对于日出月落、四季更替，尤其是太阳所具有的强大力量有细致观察和深刻体会，他们所创造的代表日月崇拜、阴阳四季等观念的黄金制品，不仅是中华民族对于宇宙世界、天地万物最为朴实而自然的表达，更以其几近完美的艺术赋形，为世界美术史、上古思想史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典范之作。

蕴藏在神秘图案中的“知识密码”

金沙遗址和三星堆有许多共同的文化因素，反映在出土的黄金面具、玉器、象牙、青铜人像、陶器等不同方面。但其中最能够将两者紧密联系起来的，是刻在黄金器物上的一组神秘图案。

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出土了一件黄金杖体，木芯外层包裹着由金条拓展成的金箔，由于出土于具有浓厚祭祀色彩的器物坑中，所以学者们一般将其认定为三星堆遗址中代表权力、威仪、等级等含义的“权杖”，或者称之为“神杖”“王杖”。引人注目的是，杖体上端保存着用两组阴线刻成的纹饰图案，图案相同，都是一端为并列的三个头戴宝冠、耳佩大环的人头像，另一端有两组相同的纹饰，各由一支箭、一只鸟、一条鱼组成，其中的神秘含义令人寻味。

无独有偶，在金沙遗址中，也出土了一件被称为“金冠带”的金器，呈圆环形，出土时断裂为长条形，直径上大下小。这条金带的表面也錾刻着四组相同的图案，其基本构图特点也是一支箭、一只鸟、一条鱼和一个类似人面孔的圆形纹饰，和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金杖上的图案几乎完全相同。

目前还无法解释这两组神秘图案的意义。但是，无论将其视为象征不同族群的“图腾”或“族徽”，还是视为传递某种神秘寓意的符号，两件黄金器物上的纹样相似度如此之高，足以表明这是来自三星堆和金沙最高等级人群之间的某种原始信息，两处遗址有着共同的文明传承，很可能也有着共同的表达权力的象征：一是黄金权杖，一是黄金冠带，然后由一组相同的图案将其联系在一起。图案中的鱼和鸟由一支箭串联起来，箭杆从鸟的身躯旁边掠过，箭头则射进了鱼的身体内，让人不禁联想到这是否是三星堆和金沙的先民们在用符号进行思想表述、记录和传承？

迄今为止，无论是在三星堆还是金沙，都没有发现文字，对于具有高度发展水平的古蜀青铜文明而言，这无疑是令人费解的。但是这组錾刻在黄金器物上的神秘图案，或许能够透露出古蜀文明中某些已经消逝的“知识密码”。汉晋时代有关古蜀的文献史籍中，曾记载古蜀国王的传承系统为“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灌、鱼凫、开明”，称“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灌。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年，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蜀王本纪》)。这些具有神秘力量的图案如鱼、鸟、箭等，或许都和历史传说中古蜀的王系、世系之间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它们同时出现在三星堆和金沙具有特殊价值与意义的黄金器物上，究竟暗示着权力的交替更革，还是意味着文明的传承不止？虽然我们今天还暂时无法破译它们的意义，但上古先民运用神秘符号来表达某种知识、思想的能力已经彰显无遗。

“绝地天通”：神圣的祭祀场所

金沙遗址内有专门的祭祀区，位于遗址的东部，总面积约15000平方米，滨河而设，沿着古河道的南岸分布。可以由此推测金沙人最初的祭祀活动是在河岸上举行，祭祀仪式完成之后再将祭品掩埋在河滩中。

和一般的生活遗址不同，金沙祭祀区内出土的器物绝大部分都不是实用品，而是具有象征意义的祭器或者礼器。从商周时期中原卜辞中所反映的祭祀活动来看，有燔燎、沉埋等不同祭法，有的是焚烧祭品、烟气上升，使天上的神灵得以享用；有的是在土中埋藏祭品和牺牲，向天上和地下的祖先、神灵贡纳输诚。考古发现表明，三星堆和金沙有着与中原商周祭祀相同的做法，但又独具个性和特点。

金沙的祭祀活动有几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其一，祭品大量使用动物的角、牙等部位。和三星堆祭祀坑一样，金沙祭祀区内也出土了大量象牙，其中最长的一根长达1.85米，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最大象牙。除了以玉器、铜器、石器等作为祭品之外，金沙遗址中还出土了野猪獠牙、鹿角、麂角等动物骨殖，应为祭祀时的“牺牲”，尤其是野猪的獠牙数量多达数千枚，但并没有发现上述这些动物其他部位的骨头，这表明祭祀用品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可能具有特殊含义。其二，祭品中有专门制作的石虎、石蛇、石龟等动物形象，五官处多用朱砂涂红，与之共同出土的还有双手反绑在后的跪坐石人像，有的石人像五官也同样涂以朱砂，表明其身份和这些石制动物一样，应是作为祭祀的“人牲”，他们极有可能是战争俘虏或奴隶，这也折射出金沙时期的社会变化。其三，祭祀礼仪和程序逐渐形成。金沙遗址的祭祀活动经历了500年左右，从公元前1200年前后的商代晚期，一直延续到公元前770-前476年的春秋早期，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金沙人的祭祀圣地才日渐荒芜。在这段漫长的岁月中，金沙的祭礼活动大体上也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约为商代晚期，主要流行以象牙、石器作为祭品；第二个阶段约从商代晚期到西周中期，大量使用玉器、铜器作为祭品，象牙也仍然使用；第三个阶段约为西周时期至春秋早期，前一阶段流行的铜器、玉器和象牙等祭品数量骤减，而大量使用野猪獠牙、鹿角、麂角等动物骨殖、美石、陶器等作为祭品。

虽同为祭祀，但金沙的祭祀区明显有别于三星堆的祭祀坑。金沙遗址在祭祀对象、祭器使用、祭祀场所等方面都和三星堆有所不同，并且没有出现三星堆祭祀坑中最具标志性特点的青铜头像、面具、大型立人像、大型青铜神树等重器。虽然金沙遗址中也出土了与三星堆祭祀坑造型相同的黄金面具、青铜小人像等，但是体量和规模都远不如三星堆，这究竟意味着金沙时期总体国力的消退、祭祀资源的匮乏，还是两者本身就是在不同场景下开展的不同性质、不同功能、不同方式的祭祀活动？这些都有待开展更为深入的比较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使用大量象牙、金箔神器、玉器祭祀来“沟通神人”这一点上，两者之间是一脉相承的。

重构中国上古精神世界的独特贡献

从三星堆到金沙，大量的考古发现都是与祭祀有关的遗物和遗迹，从而提供给世人前所未有的中国上古精神世界的知识图景。为何祭祀在上古中国如此重要而神圣？这涉及中国古代早期文明的基本问题之一，即天人之间、人神之间的交流、沟通与和谐共处。上古人类普遍认为，世界上有某种“神秘力量”存在于自然界和天地人神之间，人类通过某些特定的仪式与仪轨，能够“通天达地”，或掌握这种神秘力量的法则密码从而得其护佑，或积极利用多种“法术”(也就是巫术)从而趋吉避凶。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原始巫术和祭祀活动已见诸考古发现。不少学者研究指出，良渚文化玉琮上的兽面纹、河南濮阳蚌壳龙虎图案、安徽含山凌家滩玉版图案、辽宁喀左红山文化神庙与神像等，都含有原始巫术与祭祀的寓意，被认为拥有“沟通天地、接引鬼神”的神秘力量。进入中原商周青铜时代，祭祀成为国之大事，甚至形成以青铜礼器为中心的一套礼仪制度并广行于天下。三星堆和金沙所展现给世人的，无疑是这个古老传统的别样表达，它既继承了中国各地自远古时代以来神人混杂、“绝地天通”的宇宙观和神灵观，又以地处中国西南的独特视角和非凡的观察力、创造力，构建出时人对于上古精神世界的理解、想象、运思和表达。

当三星堆成为热门考古话题的时候，我们更应当客观、科学地认识三星堆文明的来龙去脉，以更加宽广的眼界去阅读、理解古代文献中的古蜀传承与考古发现中的现实景象。同时不能忽略三星堆旁边的金沙，它们相辅相成、承前启后，互为镜像、寓意深长，共同书就了古蜀文明悠久而辉煌的篇章。

(作者：霍巍，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四川新出土南朝造像的整理与综合研究”首席专家、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