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因其所处蒙古高原南端和黄土高原东北边缘以及北半球400毫米年降水量等分线上的特殊地理位置，自然成为北纬38度—北纬43度范围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碰撞、摩擦的拉锯地带，也成为中原汉民族所建王朝的边防和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中原的关口，同时也是民族交流融合的过渡和纽带，其中不乏中华多民族融合的亮点。
“大同”寓意“大融合”
从地缘学上讲，大同地区是历史上中原汉民族与草原民族争战拉锯之地，因而也是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共生共存、是数十种汉胡民族混居的地带。2500年间，纵有太多金戈铁马，纵有700多年是由少数民族统治的历史，但“大同”依然成为历史发展和演变的大趋势。从秦汉至明清的2000余年间，此地共发生60多次较大的攻防战争，为古代史上山西乃至全国发生战争密度最大之地。由此，汉代统治者将此连年鏖战征伐之地命名为寓意和合、和谐、和睦的“平城”，期望“天涯静处无征战，兵气销为日月光”。当然，夹在太行山与阴山余脉之间的大同，本身的盆地特征也是当初命名的一个自然因素。“大同”之名，是由“平城”渐次演化而来。概算一下，叫“平城”至少有1500年，叫“大同”为976年。考证“大同”之名，虽非出自2400多年前孔子提出的大同理想，但定然蕴含着人类本初告别厮杀、远离战争的朴素理念。唐代曾在北部边防设置大同军节度使，此军名便被后世用作地名“大同川”。大同川在唐代“中受降城”西，即今内蒙古包头市敖陶窑子。之后，大同军节度使迁至“燕云十六州”之一的云州。至契丹族建立的辽代，统治者依然想一统天下，便于1044年将此作为由北向南征战全国的“桥头堡”，正式改名为“大同”，客观上顺应了各族人民世代祈求和平大融合的意愿。
汉民胡人互化时为常态
胡人是中国古代中原汉民族对长城以北或西域民族的统称，后泛指外域民族。我们日常食用的胡麻、胡芹、胡桃、胡萝卜、胡椒、石榴、葡萄、番茄等食物，都属于民族融合背景下的“胡化”产物。《魏书》曾记载当时中亚、西亚、西域46个国家共109次的朝贡记录，除来自各国的外交使节外，还有包括官僚、姻亲、商人、僧侣以及工匠、伎乐各色人等的西域胡人在平城定居。这些西域胡人，主要是今西北地区包括塔里木河流域于阗、龟兹、疏勒、鄯善等国诸民族，也有中亚昭武九姓粟特人、西亚的波斯人、南亚天竺诸国人等。云冈石窟中雕刻的气鸣乐器、弦鸣乐器、膜鸣乐器中，既有汉魏旧乐琴、筝、笙之类，也有龟兹筚篥，印度和波斯的箜篌、琵琶，合以弹指、抃（鼓掌）、吹指等。1965年、2000年，在大同御河之东原雁北师院（今大同大学）出土的北魏平城时期的胡俑，很可能就是当时来自异域人士的写真。历史上的大同，耕地与草场相间，窑洞与毡帐并立。这里既是汉民族传统耕作之地，也是北狄及其后匈奴、东胡各部族流动寄居生活之地。大同作为一个历史舞台，拓跋鲜卑建立北魏，契丹建立辽，女真建立金，蒙古人建立元，还有匈奴、柔然、突厥、乌桓、慕容鲜卑、鞑靼、沙陀族、瓦剌部等民族，都在此上演过战争与和平的一幕幕活剧，并留下诸多文明印迹。可谓胡人汉化、汉人胡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汉胡一统成为当时官府和百姓生活的常态。
有“大唐从北魏走来”一说
战争与和平是民族交往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两种状态，其中不乏民族融合的领军人物，比如大同千年历史铭记的两个代表人物：赵武灵王和北魏孝文帝。赵武灵王是春秋战国时期赵国虚心好学的一代明主，为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和军队战力，他不畏阻力，果断放弃汉人的战车和服饰，招募胡人骑兵，强令国人穿着胡人服饰，练习胡人骑射，极大提高了赵国将士的骑兵战力。他还抛弃民族偏见，选贤任能，大胆起用胡人，重用出身于楼烦和匈奴等少数民族的人才，使赵国的戎狄外族之臣成为他的一批得力助手。同时，实行汉臣和戎狄大臣异地交流任职，加速中原文化与草原文化的融合进程。由此，大批出身低贱和有戎狄背景的胡人脱颖而出，并一度使游牧文化在赵国占据了主导地位。孝文帝是向汉民族学习的集大成者和最大功臣。北魏冯太后和孝文帝，作为少数民族的杰出政治家，大力推行汉化改革，倡导学习汉族的生活方式和典章制度，鼓励穿汉服、讲汉语、改汉姓。孝文帝带头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元宏，同时不拘一格选用人才，重用汉人，还鼓励鲜卑贵族与汉族通婚。北魏平城针对游牧民族与汉人的生活习俗，实行“一国两制”政策，设置管理南北两边州郡有关事务的南部尚书与北部尚书，同样极大地促进了民族融合。孝文帝之所以不自恃拓跋本部族的优越性，不过分看重所谓拓跋皇室血统的纯正性，是因为他从文明程度较高的汉族身上看清了民族融合的大趋势，内心坚定了“大同”的理念而决意“汉化”。之后，大唐继承了孝文帝这种自信、开明、开放、博爱、包容、飒爽的鲜明民族性格，自觉融入中华民族新鲜有力的血液中，使得中华文化在文明进程中更具国际范儿。正是在此意义上，文化学者余秋雨提出“大唐从北魏走来”的论断。
延续民族融合历史认同感
唐代与外域的5条交通陆路，就有2条经过大同。互通有无的畅通贸易，向来是民族融合的重要标志。大同是公元5世纪丝绸之路的东部起点，发生在大同的民族融合行为，尤其体现在北魏丝绸之路、隋唐茶马古道、明清商帮和驼队在此的交汇活动。大同还曾经是连接中原与草原的交通要道和边塞商埠，也是当时驼队经历漫长跋涉进入中原后的第一座驿站，自古就是一个繁华的商业之都。云冈石窟记录的北魏平城通过丝绸之路与中亚、西亚的交往即为有力的实证。大同博物馆的一幅漆画《平城盛景》是以北魏平城街景为题材创作的，反映的正是“贡使络绎，商队接踵”的盛况。今日之大同，是民族融合历史而造就。今天的大同人，实为古代北方农耕民族与各少数民族血缘、信仰、生活习惯高度融合同化的群体。在参与国家区域战略建设活动中，基于大同当地农耕业与草原业的自身特色还在，以及两种文化会空前融合，大同市被列入国家建设农牧交错带核心示范区，还被作为山西省“北拓”战略的支撑点，成为推进蒙晋冀（乌大张）长城金三角区域合作的桥头堡，加快与内蒙古地区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汇聚融合，依据的就是这种历史认同。这是民族文化记忆“活的灵魂”，更是激活长城内外各民族共同记忆的精神共鸣。
李生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