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纵观历史，每每于转折处，“道”则由晦至明；每每于大事件处，“道”之奥妙，方可言说。《重庆谈判》是1993年上映的、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由李前宽、肖桂云、张夷非联合执导，张笑天编剧，古月、黄凯、李法曾、孙飞虎出演。在中国近代史上，在抗日战争胜利之际，“重庆谈判”作为国共两党就中国未来的发展前途、建设大计所进行的一次历史性会谈，其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都是不容低估的。重庆谈判从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经过43天，蒋介石抱着逼迫共产党交出解放区政权和军队的目的，明谈暗打，而中国共产党持有“和平、民主、团结”的原则，以谈对谈，以打对打，希望通过谈判的方式给中国人民一个安居乐业的未来。电影《重庆谈判》从视觉艺术的角度，展现了这个重要历史节点的复杂面貌，希望凸显出历史的天平为什么能够在关键的时期选择中国共产党的奥秘。国共两党的领导人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是深谙中国文化精髓的，中国文化意义上的谈判，来源于孙子兵法之“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其下攻城”。兵法中的“伐谋”最上乘，是“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讲的就是“谈判”。但是，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还有背后的支持者——美国。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于谈判的理解，用《重庆谈判》中美方将军的话来说，就是“谈判只是休止符，是用来拖延战争节奏的手段，谈判之后就是更猛烈的交锋”。军事上、经济上依赖于美国的蒋介石，在谈判中深受美国军方控制，于他而言，重庆谈判只是改变国共战争节奏的手段，目的不是为了和平，他的谈判，已经违背了本身的意义，已然变成了“伐交”和“伐兵”。电影《重庆谈判》在表现国共谈判的过程，采用了明暗两条线索。明线，是谈判的正面展开。首先是毛泽东和蒋介石两个人的谈判，之后是国共代表在谈判桌上的谈判；暗线分成三个角度，一是谈判期间蒋介石秘密印发反共的《剿匪手本》、阎锡山出兵攻打山西上党地区的人民军队、美军给蒋介石施加压力。二是毛泽东赴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参加中共南方局欢迎晚会、访晤宋庆龄、赫尔利，前往中国民主同盟总部特园等，积极开展统一战线等外交活动，践行在机场对中外记者发表的书面谈话：“本人此次来渝，系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之邀请，商讨团结建国大计。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本人对于蒋介石先生之邀请，表示谢意。”第三个角度，通过年轻记者童欣的视角，从反共到成为共产党的坚定支持者，表达了民心向背的历史选择。电影《重庆谈判》通过多角度的情景再现，体现了毛泽东才是真正理解中国文化的践行者，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解决问题的代表者。正如在重庆谈判期间，柳亚子赠毛泽东七律一首，以“弥天大勇”“霖雨苍生”称赞毛泽东并向毛泽东索诗留念。毛泽东在10月7日离开重庆写信时复信柳亚子，并随信附上《沁园春·雪》，诗中预言了历史的大道、历史的未来、历史的选择，“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谛造者。中国共产党人才真正做到了孙子兵法的最上乘：“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群不御者胜。”《重庆谈判》结合了历史的黑白照片和镜头交替出现的图像语汇，表达了这样的主题：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一百年来，党始终不忘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自觉担负起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与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重任，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重庆谈判》带领我们回到了新中国“站起来”的起跑线上某一个点，再一次感悟和平不易，盛世难逢。

杜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