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晚报讯 中国男子职业篮球联赛(CBA)日前公布了2021-2022赛季工资帽及球员顶薪。新赛季单支球队国内球员整体基本工资帽上限为4400万元人民币，下限为1600万元人民币。此外，单一国内球员的顶薪上限为600万元人民币，单支球队外籍球员整体薪酬限额为500万美元。与上赛季相比，新赛季本土工资帽上限不变，仍为4400万元人民币。下限由上赛季的2000万元降为1600万元人民币，单一国内球员顶薪由上赛季的800万元人民币降为600万元人民币。单支球队的外援工资帽上限也从上赛季的700万美元降为500万美元。各队年入锐减3000万赛会制致联赛收益缩水从以上涉及球队薪资结构的变化，不难看出CBA公司在给各队的财政支出“减负”。制定这样的措施，也是迫于形势。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上赛季联赛沿用了2020年夏天CBA复赛的赛制，采取集中赛会制的比赛方式，这就使得CBA各俱乐部的利益，以及联赛赞助商的利益，均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由于取消了联赛主客场赛制，CBA各队的票房收入被直接归零。对于联盟而言，上赛季也仅在常规赛第四阶段和季后赛阶段，才恢复观众入场，但对入场人数有严格的限制。因此整个联赛收入的下降，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联赛整体收入的下降，直接影响到各俱乐部的营运情况。在过去的赛季里，CBA分红在俱乐部的收入中，占有很重要的一部分。而由于疫情的影响，有消息称，CBA现存19家俱乐部的分红收益，预计将减少1500万元人民币左右。如果再算上票房等方面收入的损失，每家CBA俱乐部将减少3000万元左右的收入。而一支CBA球队每年最基本的投入，也需要3000-4000万元。所以这笔收入的下降，对于一直处于亏本运行的CBA投资人来说，属于不可忽略的损失。各俱乐部的整体营运状况受影响不小，具体到某些单个俱乐部所受的波及可能更大。根据以往的经验，凡是联赛成绩越好、流量越多、主场所在城市经济实力越强的豪门俱乐部，如广东、辽宁、新疆、北京等球队，他们的收益落差越大，所受的影响也越大。只有当联赛的“蛋糕”整体做大，球员的个体利益才会得到更好的保障；如今疫情导致“蛋糕”体量减少，俱乐部的收入锐减，球员的收入下降也就在所难免。因此，新赛季CBA公司对俱乐部薪资上限的向下调整，正是基于联赛现状的必要之举。工资帽+顶薪制度落实易建联、王哲林最多只拿600万上赛季的CBA，首次施行了工资帽制度，规定各队国内球员的工资上限为4400万，下限为2000万。此外，上赛季CBA还细分了国内球员五种不同的合同类型，即：A类（新秀合同）、B类（保护合同）、C类（常规合同）、D类（顶薪合同）、E类（老将合同）。其中D类的顶薪合同上限为800万，规定同一支球队D类合同球员不得超过3人。工资帽的落实和“顶薪球员不得超过3人”的规定，对各队的薪资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迫使那些以往囤积球星的俱乐部，在球员选择方面，不得不有所取舍。在这一政策的推动下，去年夏天的CBA休赛期共有64名球员转会，创下了联赛的历史纪录。在完成转会的群体中，不乏可兰白克、西热力江、刘铮这样的重磅级球员。当这一波转会潮落幕时，CBA共诞生了25名顶薪球员，分散在15支球队。在原球队体系下，很难获得顶薪待遇的俞长栋、可兰白克等人，受益于新政而获得了顶薪合同。此举令重点球员的个人利益得到了保障，各队的实力对比，也因此变得相对均衡。今年夏天的CBA休赛期，将有一批球员的合同到期，CBA的转会市场有望掀起新的热潮。在26名顶薪球员中，易建联、王哲林、苏伟、张兆旭4人的合同到期。其中易建联、王哲林在各自队内“一哥”的地位难以撼动，二人获得顶薪续约几乎无悬念。不过在新政规定下，他们所获的顶薪将最多只有600万。至于苏伟和张兆旭，他们也很可能留队续约，但下一份合同可能不再是顶薪。由于联盟规定非顶薪与顶薪合同的差距，至少是50万元。既然顶薪合同已经下调，那么非顶薪合同也会相应减少。新疆和广厦上赛季无顶薪球员，这是由于新疆的周琦、阿不都沙拉木，广厦的胡金秋、赵岩昊、孙铭徽，这些绝对主力在今年夏天合同到期，俱乐部为进行顶薪续约而预留了空间。以上5人获得新的顶薪合同问题不大，但同样受限于新政，他们最多也只能拿到600万。工资帽新政对于外援引进的相关规定，对各俱乐部可以说喜忧参半。各队的外援工资帽下降至500万美元，对于大牌外援的吸引力下降，各队想要再引进高质量外援，将会难上加难。不过由于联盟同时规定，外援优先续约无需再提高10%的薪资，这为球队以低成本续约优质外援，创造了有利条件。CBA球员薪资的进一步缩减，将直接影响新赛季CBA的格局。在上赛季的非顶薪球员中，赵继伟、陈林坚、唐才育、代怀博、李敬宇等知名主力也面临着合同到期。他们是与原球队续约，还是成为自由球员投身于转会市场、掀起新的转会热潮，将会备受关注。

（网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