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协同行动，扣押了前去西安督战“剿共”的蒋介石，随即通电全国，提出联共抗日的主张，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西安事变”。这场事变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也对中国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及中国共产党最后夺取政权奠定了基础。对于这一重大事件，自然也有了“搬上银幕”的必要性，经多方努力，由西安制片厂拍摄的电影《西安事变》于1981年上映,该片以史诗般的画面,近乎真实地记录了“西安事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始末，深刻反映出事变前后的社会历史状况。作为一部带有写实风格的故事片，《西安事变》对各个历史人物活动场所的处理，是符合那个历史时代的历史背景的。无论是南京马路上的广告招牌，还是西安街道上的小贩行人；无论是南京国民政府的环境风貌，还是陕北红军共产党人的活动场所，都带有那个年代各自的典型特点，而这些又统一于总的历史真实感中。影片一开始并未直接按照故事发展顺序来演绎，而是先交代了事件之后张学良与杨虎城将军的悲惨结局，当硝烟散去，岁月变迁，作为发动西安事变的两大主角的下场确实令人唏嘘，一个被囚禁，一个被暗杀，成了悲剧式的英雄。单从全片来看，张、杨与蒋的矛盾贯穿始终，面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张、杨纵有满腹不平，却也无处宣泄。在此情形下，是什么让他们的思想进行了转变，最终发动“兵谏”这一“破格”行为呢？自身的爱国热忱和民怨载道的社会背景自然是一方面，但共产党的介入则形成了直接的推动力。在社会矛盾冲突日益严峻之际，共产党人南汉宸受党的委托，派知名人士田文浩向杨虎城做宣传工作，基于抗日救国的热情，杨虎城对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八一宣言》欣然接受；张学良则是专程去上海拜访正在被国民党当局判刑、软禁的《新生》周刊主编杜重远，并接受了其“出路在西北”（指要依靠共产党）的提议，与周恩来、李克农在延安桥儿沟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问题举行了秘密会谈。在西安事变爆发当日，张学良立即发出救亡图存八项主张，并致电中共中央“请周恩来先生到西安，共商抗日救亡大计”。可以说，张、杨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把自身命运同整个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从而挽救了民族的危亡。正因为《西安事变》是历史文献性、纪实性的影片，当张、杨抓住蒋介石，通电全国后，影片穿插了这样几组饶有趣味的镜头：一是在陕北窑洞内，中共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研究和平解决对策；二是在上海交际厅中，宋子文找到正与外宾应酬的宋美龄，商量决策即刻返回南京；三是南京方面，何应钦紧急布署兵力，打算以武力讨伐张、杨，并于深夜与日本驻华大使展开会谈……这一系列镜头的穿插，大大拓展了影片的时空表现力，强化了影片的史诗氛围，凸显了事变本身的影响力和震撼力，从而强化了场面的动态感和历史的真实性。在几个场景的对比中，显然共产党是具有大局意识的，其后影片也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面对事变，政治上以国家安危为基础，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军事上积极部署、严防突袭，舆论上以反对造成新的内战为基本立场，并以周恩来为代表直接参与和谈，最终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令人颇为钦佩的是，在得知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并没有受蒋介石一直以来实行“剿共”政策的影响，而是从民族大义出发，甚至以拥护蒋介石为全国领袖且甘愿放弃对红军的领导权为条件，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一伟大胸襟着实难能可贵。倘若没有共产党的周旋努力，日寇枪炮下的民族该何去何从，现如今的中国又该是何等的面目。国衰民怨之时，是中国共产党扛起国家统一、民族复兴、人民解放的伟大旗帜，内忧外患之际，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冲锋陷阵保家卫国。历经奋斗，今天的中国已经远离了战火，远离了半个多世纪前的亡国之虑，然而革命尚未结束，南海天空下的乌云不断积聚，海峡两岸尚未统一……面对急速变化的世界和日益紧张的国际局势，要想让我们的民族立于不败之地，出路只有一个，即我们每一个人都满怀热忱，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史为鉴，从国家民族大局出发，为国家的统一，也为世界的发展作出贡献。

张慧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