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5日下午，在会心的笑声和掌声中，随着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学者罗新一场别开生面的精彩讲座结束，一场长达6天的文化盛事落下帷幕。

12月10日至15日，由山西省体育局、山西大学主办，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体育学院承办，中华文化促进会体育文化与产业委员会、山西晚报·文博山西协办，“一带一路”体育文明传播与文化交流高峰论坛暨“丝路·山西·体育讲堂”在山西大学举行。来自中、日、韩、印四国的专家学者轮番上台，犀利而又独特的观点纷纷亮出，为大家带来一场文化盛宴。山西晚报通过一直播和新华社现场云进行了同步直播，7场直播的总观看人次达880余万人次。

在“丝路·山西·体育讲堂”，记者听讲座、读观点，为您奉上最精彩的章节。

朴贵顺：中日韩三国武艺交流密切

12月10日19时许，“丝路·山西·体育讲堂”首场讲座在山西大学会议中心开讲。来自韩国灵山大学的教授朴贵顺，向与会者分享其对16世纪之后中日韩武艺方面的研究成果。

“在地理上有着密切关系的中日韩三国在历史上有很多文化交流。其中，作为东方传统身体文化的武艺占了很大一部分。进入近代社会后，三国武艺开展在相似的背景下，既具有很多共同点，又具有各自的特色。”朴贵顺一口流利的中文，拉近了与在座听众的距离。通过对比查阅三国文献，朴贵顺发现，以中国明朝的《纪效新书》与日本江户的《武术早学》、朝鲜的《武艺图谱通志》最具代表性。

比如有关“拳法”的记载，中国的“学艺先学拳，拳为武艺之源”，拳法是武艺的源头，不仅在大型战争中有用，更是作为手足主要的活动，是初学的入门。“《纪效新书》《武术早学》《武艺图谱通志》三本书中关于‘拳法’的具体的观念，有可能是受到中国或是戚继光的影响。”朴贵顺说，三本书的“拳法”之32势图非常相似，只有排列次序和动作名称有些不同。

通过对比研究，朴贵顺得出结论：“从三本书的‘拳法’共通的内容来看，可了解到三本书的武艺关联与中、日、韩三国的武艺交流有着深刻的痕迹。”

稻畑耕一郎：中国“面具”文化内涵丰富

12月11日下午，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稻畑耕一郎先生作了《中国“面具”之路——其文明史上的意义》讲座，来自异域眼光下的关注，更有助于我们对自身文化的审视。

稻畑耕一郎身着西装，头发花白，温文尔雅，气度不凡。主持人介绍稻畑耕一郎时说他是一个中国通，对中国历史、文化、文学、考古、文献都有深入研究，稻畑先生用一口流利的汉语谦虚地说，自己只是中国文化爱好者，是一个“杂家”，而且“特别喜欢山西面食，对山西古物十分感兴趣”“我这次还要专门到山西博物院刚开的北齐壁画展去参观！”

之后，稻畑耕一郎的一番意味深长的话引起与会者的深思。他说：“人类文化表面看起来不一样，但人的愿望、恐惧是一样的，因此人类文化是可以交流的。就如面具文化，表面看起来不一样（如材质的金、玉之别），但本质上是一样的。人类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是共通的。”他进一步说：“面具不仅是宗教、民俗、思想性的，它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

稻畑耕一郎从自己的求学经历谈起，从关注中国面具问题的缘起，从“睡在地下的面具”“活在山野里的面具”“中国面具在文明史上的意义”三个方面做了演讲。他首先从考古学角度入手，展示了湖北随州曾侯乙墓、浙江杭州良渚遗址等地一系列出土文物中的面具形象，直观呈现出了中国面具的历史印象，并展示了他走访贵州、安徽等地田野乡村时所收集的面具，讲述这些面具在当地生产生活中的作用，表明中国的面具并非“只掩覆于黄土之下，仍活在山野之中”。

最后，稻畑先生摘引《周礼》《两京赋》《教坊记》等传世文献中有关面具的论述，将文献与文物互为佐证，进一步说明根植于中国本土文化的面具由来已久。同时，他从人类学角度出发，比对了中日面具的异同，从更广阔的视角探源中国面具在文明史上的意义。他强调：“古人今人心理攸同，切勿以今人的成见去苛责古人。研究中国文化，需要在搜求域外资料的同时，更要充分利用我们自己脚下的材料。”

杭侃：“丝绸之路”提出者李希霍芬对山西感兴趣

12月12日下午，山西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杭侃，以《李希霍芬、丝绸之路与山西丝绸之路》为题，为在座观众讲述丝绸之路的来历以及山西丝绸之路。“‘一带一路’愿景让沉寂已久的古代丝绸之路，再次焕发了新的生机。究竟是谁发现了这条历史悠久，承载了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很多学者认为，‘丝绸之路’命名自一位德国的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杭侃介绍，在李希霍芬这里，“丝绸之路”的得名，主要来自马里努斯、托勒密托等人，这些早期的西方人，最先意识到一条通向“丝国”的丝绸贸易路线的存在。

“中国和西方世界之间很早就有接触和往来，这条交往的路线也很早就存在，只是没有一个概括性的名称。直至1877年，李希霍芬在其《中国——亲身旅行和研究成果》第一卷中首次提出了‘丝绸之路’的概念，他将中国长安与中亚之间的交通往来路线称为‘丝绸之路’。”杭侃表示，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是在以前学者贸易之路的基础上提出的，但并没有提出系统的理论阐述，而且不同的名词也曾互用。

李希霍芬第一次使用了“丝绸之路”的名称，并且在其著作中，以专门章节论述了中国的黄土，最早提出了中国黄土的“风成论”。他也采集了大量各门类化石，收集了很多各时代地层资料。他在游历山西时，对煤炭和铁制品十分感兴趣。“在《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中，李希霍芬这样描述他对山西煤炭的看法：产自太行山的煤块质地非常好，这一个小小的煤块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的旅行路线。除此之外，还有山西的铁制品。”杭侃介绍，李希霍芬在山西的考察,让他首先提出了“五台系”和“震旦系”等地层术语。不仅对于其创立其黄土学说意义重大，同时也为加深关于山西自然及社会地理环境变迁的认知，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依据。

王永平：山西自古就是一个很包容的地区

“我是山西离石人，今天回到我的故乡做讲座，心情很激动。山西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也是很多外来文化的交汇地之一，山西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很包容的地区。”12月13日下午，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永平因身体不适嗓子不舒服，却丝毫不影响他对文化传播的热爱，以及在故乡给大学生讲述《在全球史视野下中古丝绸之路体育文化的传播与交流》的热情。

“为什么要在全球史视野下谈体育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呢？”王永平说，全球史观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与关联，探索人类文明是如何从分散隔绝状态逐渐走向整体融合，从而形成多元共生的全球化时代的。“从中古时期的体育、竞技与游戏活动的发展来看，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视角。”王永平说。

王永平介绍，体育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它是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的一项重要标志，也是国家和民族间交往及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域外传来了许多体育竞技与娱乐游戏活动。这些活动有很多被称为“散乐百戏”，如秋千、马球、赛马、舞马、樗蒲、双陆、握槊、长行、婆罗塞戏、射柳等。

“大家很喜欢玩的秋千，最早是从北方民族山戎那里引进的。”王永平介绍，秋千传入中原以后，因其简单易学，深受人们喜爱，很快在各地流行起来。汉代以后，逐渐成为清明、端午等节日民间体育活动并流传至今。“秋千还被列为全国少数民族体育运动会的比赛项目。到1999年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秋千已发展为包括6个单项的较大项目。”王永平说。

“体育文化传播，是一种不受意识形态、国家、种族局限的文化现象。历史上很多国家因为一场体育赛事不打仗。体育是给人类带来和平、快乐、健康的一种活动。”王永平表示，如何正确地理解全球史观对中古体育史研究的意义与价值，并自觉地应用全球史的理论与方法开展中古体育史的研究，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问题。

尚永琪：图像对体育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12月14日下午，宁波大学教授尚永琪以《图像是如何移动的？——对佛教东传过程中几个经典史例的描述》为题，从图像移动的角度，探讨文化传播、文明移动，“我们在这里重点讨论的是，佛教作为以偶像崇拜为重要特征的‘像教’的传播，其‘图像移动’是最能代表文化传播或文明移动的典型例证。”

尚永琪通过对大量佛教造像资料和佛教经典，尤其是张掖金塔寺东窟的反身菩萨造像的解读，运用图像制作与经文记载互释的方法，对佛陀释迦牟尼与其王族兄弟之间的亲密师徒关系、“乘羊问学”的同学情谊等作了深入细致的考察。“随着佛教的传播，对佛传及经文内容的表达，会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空受到当地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图像肯定会以当地主流文化作为表达的手段。”尚永琪表示，无论是人物种族形象、服装、场景的演变，都是必然的。

尚永琪指出，佛陀释迦牟尼的王族兄弟在其修行、传教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羊车作为一种速度缓慢且比较安全的交通工具，多为贵族使用，佛教造像、画像石中的乘羊出行者，大多是具有神性的人物；在佛教造像中罕见的张掖金塔寺东窟的反身菩萨造像，具有反身而立、上身半裸、穿力士短裤、披修道长发的特点，其身份应该是佛陀释迦牟尼的堂弟提婆达多，其在佛教经典中经历了由佛陀的激烈反对者到佛陀事业的热情支持者的巨大变化。

图像的移动对于体育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尚永琪以马球为例，“马球是我国古代体育的一个重要项目。从流传下来的图像中可以看到，在唐宋时期，马球备受王公贵族及文人喜爱。”尚永琪表示，图像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证据，为更好地研究体育文化提供了物质载体。

罗新：从萨珊长城看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

12月15日下午，来自北京大学的罗新教授，以《萨珊长城的所闻与所见》为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用图文并茂的方式带领现场观众探索萨珊波斯长城的无穷魅力。“近几年，长城成为热门话题，我对长城也突然有了兴趣，今天和大家聊聊我今年到伊朗戈尔干对萨珊长城的所闻所见。”讲座伊始，罗新幽默风趣的话语，吸引了在座观众的兴趣。

“萨珊长城建于3世纪末4世纪初，修建在伊朗‘最绿’的地方，这个地方自古以来是伊朗的大粮仓。”罗新通过大大小小的历史资料图、地图、卫星图等方式，向大家介绍萨珊长城的具体位置。然而史料中记载萨珊长城的内容很少，只有在拜占庭帝国时代记录下来的《战争史》中的《波斯战争史》，记录了萨珊波斯与嚈哒之间的战争。所以，萨珊长城主要用于对付嚈哒人。

在2005年，英国爱丁堡大学和伊朗的考古学家研究发现，萨珊长城或已毁弃，或深埋黄土之下。萨珊长城变得更加神秘，同时也激起了罗新一定要到当地看看的兴趣。几经联络，罗新与当地考古队取得联系，终于在今年“五一”假期间到伊朗戈尔干走了一圈，将萨珊长城“所闻”变为“所见”。

“美好的一天从买馕开始。”“今年是我的里海年。”“论吃西瓜的正确打开方式”……分外艰难的旅程，在罗新口中变得生动有趣。跟着罗新的讲述，像带着字幕旅行一般，罗新通过自己的研究和所见所闻，带领大家感受到了萨珊波斯长城的神秘气息，领略了中外长城的异同，他的探索精神，深深感染了在场所有观众。

山西是一个长城大省，罗新说，“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和波斯间的友好往来较频繁，加强了文化交流。一直到隋唐时期，古中国包括山西在内，与萨珊波斯都有着密切往来，“从这个角度上审视不同时期的长城，意义也是不一样的”。

（记者 郭燕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