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船 一批历史博物图书，从好玩的话题入手，以大量图文畅谈文物，在不少人朋友圈里刷了屏 制图：李洁

■本报记者 卫 中

为什么说善于“见风使舵”的中国古代纵帆船技术远超同时期的西方横帆船？为什么说“马踏飞燕”脚下踏的可能根本不是燕？带着这些有趣的问题，近期出版的一批历史博物图书，在不少人朋友圈里刷了屏。

无论是《中国木帆船》《70件文物里的中国》，还是《年方六千——文物的故事》，从好玩的话题入手，以大量图文畅谈文物引发“朋友圈体”历史文化畅想是共同的优点。“让文博读物不再艰涩高冷”，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图书编辑王珍的话来说就是，在保持专业性权威性的同时，更要贴近读者的阅读需求才算成功。

“见风使舵”，是中国古代帆船的重要技术优势

如果对影视作品或者古代绘画稍加留意，细心的观众或许可以发现，中国古代帆船大多是纵帆——帆面的高度大于帆面的宽度，而西方的帆船大多是横帆——帆面的高度小于帆面的宽度。那么，哪一种帆面的布局更好呢？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的《中国木帆船》中，讲解了这个有趣的知识点。

原来，古代西方的横帆船使用布质的软帆，虽然帆面可以更大因而在顺风时获得更大推力，但受限于桅杆两侧绳索，帆面转动的角度有限，因此只能单面受风，在侧风和逆风时就比较无力。而中国古代帆船大多使用硬帆——在软质的布帆上铺设交错的竹条，使得布质的帆面具备了一定的硬度。硬帆可以围绕桅杆转动，产生类似飞机机翼所产生的升力，这就让中国古代帆船在航行时能够根据风向和风力的大小随时变换帆角和舵角，不仅在顺风时能高速航行，并且在侧风时也能获取风力。宋代时的帆船还不能顶风航行，但是到了明代，采用硬帆的中国古帆船已经可以通过“之”字形的前进方式获取侧风风力，实现逆风航行。这也就是为什么“见风使舵”这个在文学意义上的贬义词，在航海术语上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技术优势。

记者翻看《中国木帆船》一书看到，虽然有大量的古代船舶科学原理，但作者何国卫教授的讲述文字生动翔实，还为每一个知识点配了示意图。暨南大学特聘教授钱江认为，《中国木帆船》学术性与趣味性并重，很好地照顾到了不同层次读者群的需求，是雅俗共赏学术专著的成功范例。该书编辑王珍告诉记者，《中国木帆船》原本是为帆船研究学者、文博工作者所著，却受到了不少船模制作者爱好者的欢迎，“让许多青少年了解了中国古代帆船制造技术获取了何种高度和成就”。

“马踏飞燕”脚踏之物可能不是飞燕

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70件文物里的中国》中，为人熟知的国宝级文物“马踏飞燕”改用了“雷台墓铜奔马”这个称呼，并指出铜奔马可能并不属东汉，它脚踏之物也可能并不是飞燕——“马逮金乌、马超龙雀、马踏鹰隼”是学者的三种猜测。社长王焰说：“最为难得的是，这篇小文章并不是要指摘对国宝的研究发生了什么偏差，而是让我们了解对于文物的研究是怎样抽丝剥茧、与时俱进的过程，同时也让观者抛开后世的光环，用自己的眼睛去感受文物本身带给人的震撼与感动。”

像这样鲜活有趣的例子，在《70件文物里的中国》中比比皆是。在这本书中，文物不再是高冷的化身，而是通过一个个小话题的切入，把学者们的专业知识“转译”成易于阅读的文字，一件器物、一幅图画、一方碑刻、一处遗址……皆是认识“中国”的一个视角，带领读者重观中国历史漫长恢宏的演进过程。

谈起对这本书的策划思考，编辑许梅道出了自己当初面对的问题：在如今这个网络发达的年代，滑动鼠标或者轻点屏幕就能看到纤毫毕现的文物影像资料，读者为什么要购买一本纸质的文物图书呢？在许梅看来，当观众走进博物馆亲眼直视一件百年、千年前的文物时，会被触动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它是如何诞生的？在它身上发生过什么故事？历史上的人们经历了什么样的情感和记忆？正是这些奇妙的历史勾连造就了一件件文物成为独一无二的个体。而《70件文物里的中国》的写作方式，也正是基于读者的这种阅读需求形成的：通过一个个故事来回答人们的问题。

通过讲故事把小众的收藏爱好以及严谨的学术研究成果普及给大众读者，成为越来越流行的叙事方式。如中信出版的《年方六千——文物的故事》就是以大量图文畅谈文物所引发的“朋友圈体”历史文化畅想。而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的《博物馆里的极简中国史》一书作者是上海博物馆馆员张经纬，他把流行的“极简史”写作方式与文物的故事结合起来，使得文博科普在保持专业性的同时更加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