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青是幸运的，她当文化记者的时候，正是纸媒高速发展、副刊繁花似锦的黄金年代。而深圳商报的“文化广场”副刊，其影响力和美誉度更是全国纸媒中的翘楚。杨青生逢其时，在纸媒风华的年代，在“版多，题有，速来”的召唤下，从山西太原奔赴特区“文化广场”，淋漓尽致挥洒她的才华和激情。“文化广场”成就了她，她也为“文化广场”添了异彩。

前人在感叹每天“八大版”的“文化广场”副刊奢华岁月时，后人不免疑惑那块园地里到底有什么样的盛景？最新由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出版的《人来书往》就提供了一个视角。从杨青这本在“文化广场”上对40位文化名人的访谈集走进去，可一窥当年这块文化园地的繁华一隅。

媒体记者的新闻报道作品值不值得结集出书，一个衡量标准，就是时过境迁，这些文字还有没有价值，对读者有没有启发和收益。在这方面，文化记者似乎占点便宜。很多文化名家的思想和作品经得起时间检验，其本人也有众多读者和粉丝，记者成功的访谈文章也便有了穿越时光的价值。

“文化广场”当年的掌舵者胡洪侠在序言里肯定了这类文字有“文献价值”，这是他作为当家人的自谦。就杨青这本访谈集而言，我认为还有显而易见的思想价值和欣赏价值。

杨青在书中访谈的文化大家，有一些已经过世，如流沙河、李永平。访谈披露的丰富信息、迸发的思想火花没有出现在他们的著作里，却保存到杨青的文字里。这也是对文化大家言谈思想的一种留存，对喜欢他们的读者，是难得的阅读扩充，对他们的研究者，也是不可或缺的资料来源。

书中对周濂、刘瑜等学者的访谈，处处闪现着思想的火花，多年前的访谈现在读来，每句话都不过时，很多话已无法在现在的报纸上发表。阅读这样的文章，可以略窥到一份大众传媒在当时所能开拓的思想深度和广度。另一方面，新媒体时代的公号文章自有其简便易读的特点，纸媒文章的精致准确、对内容火候的把握确实也是值得学习的。

杨青访谈最让作为同行的我佩服的是，她事先都做足功课，先把访谈对象的作品通读。不下这种笨功夫，很难写出高质量的访谈文章。这也是写作这类文章的难度所在，往往几千字的访谈，需要几十万字的资料积累。杨青首先把自己当成读者，从读者的角度思考，再加上记者的好奇心敏锐度，使得访谈有的放矢，不流于皮表。名家当然也乐于和对自己作品熟悉、能提出深度问题的记者交谈，也更能在对话中碰撞出意想不到的火花。这种心灵契合的访谈在《周濂：仅靠一本书叫醒国人不太现实》中有淋漓尽致的表现。相信喜欢周濂的读者，肯定会喜欢这篇访谈。杨青的这种认真和执着，也使得她阅读了大量高质量名家著作，日积月累在工作中把自己淬炼成为一名博学的杂家。

杨青不仅是优秀的文化记者，本人也是文章高手。每篇访谈对话的前半部分是她自己的综述，这部分最能体现她文字的干练通达和知识的融会贯通。杨青与一些学术性的访谈者不同，她明显刻意追求文字的通俗化。优秀记者的职业习惯，就是时刻想到阅读对象是专业外的大众群体，对提问的话题，不故作高深，普通读者感兴趣的话题，她都会问到。

杨青的文字有趣有料不枯燥。看似随意的文字，往往是杨青掰开了揉碎的结果，透出巨量的信息。介绍受访者背景时，很多记者都是网上抄资料，而杨青是消化资料后变成自己风格的文字。

比如她写绿妖：因为渴望看书时有书看，落下了病根，以至于走到哪里，她都喜欢挨着书架坐，像饿过的人，爱躺在粮食上睡觉。

她写余秀华：2015年1月28日余秀华当选钟祥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尽管余秀华说这是个虚名，没有任何的福利，但是这好歹也算是现实世界在她走红以后及时派发的荣誉红利。

《人来书往》中有几篇文章，与其说是访谈，更像是杨青自己风格的散文。她把访谈对象的思想和经历充分消化，用她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超越了一字一句的记录，反而更准确形象刻画了访谈对象。单从文本而言，我个人更喜欢书中《绿妖：阅读是从自我的世界越狱》、《唐诺：我们有义务成为另外一些人》等散文化的访谈。

陈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