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要接受采访时，毕腊英早早就在社区门口等候记者。她脸上带着笑容，身着红色上衣，还是一如往常的朴素。

“其实没什么可说的，猪场已经关闭三年了，现在我也就是在姑娘家看看外孙。”毕腊英说。

毕腊英在当地算是个“名人”，先后当选过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代表，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等多项荣誉称号。

但在毕腊英眼里，她就是位普通的农民，出生在高平市寺庄镇伯方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一直干着磨粉喂猪的行当，没有其他挣钱门路。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毕腊英的父亲毕生才通过磨粉养猪先富起来后，毅然走上了捐资助学之路。1992年，毕生才不幸因车祸罹难，他倾其一生无偿资助了25名家庭贫困大学生。

父亲的善行义举已深深烙在毕腊英的心里。她默默继承了父亲的遗愿，将家中全部积蓄和刚刚卖猪的资金，总计11250元捐赠给山西省经济管理学院，设立了“毕生才教育基金会”，继续帮助那些还没有完成学业的贫困大学生。

就这样，她接过了父亲未竟的助学事业，牵手希望，播撒爱心，先后设立教育基金会、奖励基金会、助学基金会，无偿捐助贫困学生，奖励三好学生和优秀教师。28年来，她累计捐资40余万元，奖励、资助学生1000余名。

这些钱是毕腊英和丈夫毕义贵每天起早贪黑磨粉喂猪挣来的。有人给她算过一笔账，按照一年育70头猪来算，她们家一年就要磨7万公斤玉米，平均一天要舀7000勺粮食。可以说，她的钱是一勺一瓢舀出来的。

可就在3年前，她的猪场关门了。那天，按照环境治理要求，镇里下发通知，关闭村里的养殖场。作为两届全国党代会代表，毕腊英对国家环保政策十分了解，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国家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毕腊英对此非常赞同。但这一切发生在自己身上，还是令她难过。因为猪场是从父亲手中接过的，已经苦心经营了20多年，不仅是她助学的“依仗”，还是她家最重要的生活来源。

可当真正关闭时，她没有丝毫犹豫，顶住压力，说服家人，没等村里动员，就忍痛割爱。“关闭猪场是大势所趋。我是党员，还是全国劳模，应该带头响应国家政策。村民们可都看着呢！”

当时，县里和乡里的领导给她出“主意”，说可以把猪场再办小点儿，留个五六头也是可以的。可毕腊英认为，但凡还有一头猪在，猪场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关门。“作为一名党员，不能给政府找麻烦，更不能让村民戳脊梁骨。”从接到通知到彻底关闭，仅仅15天，70多头生猪以低于市场三分之一的价格全部变卖，经济损失高达50万元。毕腊英家的猪场成为全村第一家关掉的养殖场。

没了猪场，就没了经济来源，这下，捐资助学应该是停了吧？“卖猪场的钱，还能接着捐几年。”毕腊英对这种“寅吃卯粮”的日子看得很开：“既然做了，就要坚持做完。自己多省省，就能多帮助一名困难学生。”

就在当年，毕腊英又帮扶了6个困难家庭的孩子，他们有的是中小学生，有的是大学生；有的是家长没办法自己找来的，有的是她发现后主动资助的。同时，每到开学前，毕腊英都会准时把钱送到孩子家长手中。不仅如此，她还从卖掉猪场的钱中拿出一部分，在伯方小学筹建了“道德教育书屋”；她的几个助学基金会也在正常运转，每年按时注入资金……

近几年，毕腊英又捐出了三四万元钱。这期间，有些热心人希望为她分担些资金，可毕腊英却说：“人啊！有多大力就出多大力，我的事还是让我来完成吧！”

现在，毕腊英的主要精力放在家里的6亩玉米地上，除去成本，每年能收入五六千元。再加上丈夫每月打工收入的1000多元，这就是老两口的全部收入。硬是从这些微薄收入中，毕腊英“抠”出了孩子们的学费。

28年来，毕腊英从不主动联系被资助学生，也不愿和他们见面，她希望用这种方式维护孩子们的自尊心。但爱是会传递的。这些年，有不少被她资助的学生希望和她见面，回馈她的帮助之情，可都被毕腊英一一谢绝了。

毕腊英的助学义举，也在影响着自己的家人和身边的人。2016年，野川镇的一对年轻夫妇在一场车祸中丧生，家中只剩下一位老人和6岁的孩子。得到这个消息后，没等毕腊英开口，她的小女儿毕欢立即拿出了一千元钱，“妈，你看孩子多可怜啊！这些钱，你给人家送去吧。”女儿们的做法让毕腊英很是欣慰。像这样的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每每遇到困难家庭，她的两个女儿总会出手相助。

2016年调到伯方小学担任校长的冯泰山说：“除了给学校捐赠书屋，毕大姐还提出希望到学校做义工。她说，虽然挣不到什么钱了，但自己还有力气，还能照顾学生。而对自己，平时连件像样的衣服都舍不得买。她是一个大写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张建华 高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