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我们家从太原市皇华馆搬到了海子边西街，街道的东侧就是人民公园，1号是十六完小，后改为海子边小学，街道西侧的2至16号都是居民院落，我家就住在12号院。12号是个大院落，两扇大门打开可以进出汽车，不过从来没有打开过，平常只开启一扇门。院子里住着35户人家，其中外院7户，西院和南院各14户。外院和南院是市粮食局的家属宿舍，西院是省粮食厅的家属宿舍。因为我姐姐是省粮食厅的职工，我们就住在西院。西院是一个典型的四合院，东西南北房各住三户人家，西北角住一户，再往后一个小院子里有个过去的小澡堂也住了一户人家。三间西房明显高出几个台阶，前面还有玻璃拉门，有点日式风格。我家住在东房正中间的一间，有十二三平米吧，其实院里多数房子都是这样的，不管是几口人，全家都挤在一个大通铺上。我父亲在外地工作，姐姐几年后成家了，因此家里常住的就是母亲和我。我家的左邻右舍都是五六口人，原先都有三合板拉门相通的，后来被钉死了，但是说话的声音都听得非常清楚，这家开了灯就能从门上的小孔照过来。住在我家两边的女人常常问我家“几点了？”因为全院只有两家有钟表，我家有一只马蹄表，西房有一家是个座钟，还会整点敲钟，全院都能听到。虽然是粮食厅家属宿舍，但也是流动的，有的搬走了，当然也会有别的人家住进来。新来的住户，什么也没有，可以向单位借点用品，如铺板、火炉、烟筒什么的，有一年机关还给每家做了一个棉布门帘，大家都非常知足。逢年过节，厅领导还亲自来到院子里给职工家属拜年。从1952年到1970年，我就生活在这个大杂院里，邻居们大多数是本省人，不过却来自各地市，山西方言很丰富，我就在这样的语境下长大，从小就能听懂并且会说不少方言。院子里的故事很多，说几个上世纪50年代的事。我家刚搬来不久，西院一个四五岁的男孩失踪了，家人万分焦急，邻居们也帮着找，派出所也报案了，一直没有音讯，几天后孩子忽然自己回来了。从孩子的叙述中才知道，是一个老头用吃的把孩子哄走了，用自行车一直带到双塔寺附近的一个住处。老头没有家室，可能希望领养一个孩子和他做伴。这个小孩子去了以后一直啼哭，饭也不吃，老头实在无奈，就用自行车把孩子送到附近，让他自己回来了。院子里人家多，女人们多是家庭妇女，邻居们经常互相照应帮助，家门也经常不锁，或者钥匙就放在门框顶上。直到发生一起被盗事件。外院最靠近大门的那家。人走了，没有锁门，回来发现丢了一条被子，那时，家家日子都不宽裕，家里最值钱的东西也就是被子了。那次事件后，人们警惕性大大提高，单位在大门上钉上了一块牌子——“禁止游商小贩入院”，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那时孩子们也不送托儿所、幼儿园，就在院子里玩，大人出门时，请邻居关照一下即可。太小的就锁在家里，用绳子系在孩子腰里，然后绑到床头，防止孩子摔到地下。一天，北屋一家女人出去，孩子睡醒，爬到床头，拴着的绳子滑到了脖颈上，院里玩的孩子听到哭声，从玻璃窗看到状况，赶紧喊来大人撬开门锁，才救下孩子。家家都是几个孩子，大家的玩伴很多，做完作业有的是时间，有时饭都端到院里一起吃。玩的花样也繁多有趣，弹球、打“元宝”、跳格格、跳绳、踢毽子、打扑克等等。院子里的小孩子一茬又一茬，大家就这样，一拨一拨儿地长大了。上世纪60年代房子归房产局管辖后，院里住户就杂了，不过邻居们相处还是不错的，多数人家都是四五个孩子，偶有脸红争吵，多是因为孩子之间的打打闹闹。后来住户逐渐减少。少数家庭一间房不够用，就可以占用两间房，包括我家。我当年在十六完小上了四年小学，然后又到六中上了六年中学，1962年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才离开这个大杂院。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离家去火车站时，父母亲送我到大门口，院子里跟出来一大群人，有西院的，也有南院、外院的，我当时还挺纳闷，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来送我？后来等我也当了家长才理解，我曾经是这个院子的一个“小屁孩”，邻居们是看着我一年年长大的，然后又成了一名大学生，也算是院子里的一件大事。那天他们和我的父母亲一样也是千叮咛万嘱咐，他们让我放心家里的父母，还嘱咐我要多给家里来信。六年后我大学毕业，和爱人一起分配到外地工作，临行前，我们举办了婚礼，再度成为12号院的一件大事，邻居们纷纷表示祝贺。我所住的西院邻居们集资送给了我们一个镜框，南院和外院的邻居们则送了一张大幅毛主席画像。当然跟现在不能比，但在当时也是很有意义和价值的东西，而且欢乐热闹的气氛如今同样不能比。1970年太原市海子边12号院拆了，盖成了排房，我的父母亲搬到了桥头街。上世纪80年代在柳巷南路商业区改造中，海子边西街消失了，据说立达商厦就建在12号院的原址上。

杨明华（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