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城山旧石器遗址

山西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在析城山旧石器遗址考察

遗址前散落的大量细石器

□王小圣

析城山至今没有进行过考古发掘，但现有的考古发现已表明，析城山文化与下川文化同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析城山一带，在一万多年以前，“有着人类物质文化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一笔。”

下川遗址有一半在析城山

李尚鸿、杨梅清先生在《山西下川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中写到，在山西东南部的大山深处，隐藏着一段古老的文明，这段古老文明就是指“下川文化”。

“下川文化”遗址早在1958 年文物普查时，已由著名考古学家王建先生在阳城县固隆发现。只是因为种种原因，才使得文物考古工作进展十分缓慢。以后经过两次考古发掘，直到1978年才得以命名。

遗址虽以“下川”命名，却包含了“西起垣曲流水腰，东达阳城固隆，北迄沁水右南渠，南至东川和阳城松甲接壤处的山坡上，纵横二三十公里”的很大一片。

正因为范围大，“有相同性质的石器地点有16处之多”，所以《下川文化——山西下川遗址调查报告》“依所处的地理位置”，把它“划作5个小区”。这5个小区是：历山区、固隆区、索泉岭区、东川区和下川区。

这里没有明确写到析城山，但这5个小区有几乎一半在析城山，因为析城山是包括阳城7个乡镇在内的，面积达1200多平方公里的一大片山区。下川遗址中的索泉岭、固隆两个小区和东川小区的一部分都囊括在析城山中。

圣王坪上惊现细石器

“下川文化”遗址经过多次调查和发掘，遴选出1800件标本，其中“属于细石器传统中的细小石器占大多数”。这些细石器中既有锥状、柱状、楔状石核和与之相对应的细小石片，以及短身圆头刮削器、尖状器、石镞等器物，也有琢背小刀、石核式石器、长身圆头刮削器、三棱小尖状器、扁底三棱尖状器、石锯等较为新颖独具特点的器物。

专家认为，“从功能上考察的话，这些石器可以从事狩猎、采集、收割、加工木器、加工皮革、穿孔、切割、雕刻、制衣等多种形式的生产活动。”专家还特别指出：“下川文化遗址的细石器，代表了旧石器时代石器制作技术的最高水平，旧石器时代晚期，下川文化的主人们过着狩猎为主、采集为辅的经济生活，自豪地走在人类先进队伍的行列，成为石器文化的佼佼者。”

下川文化遗址的发掘，不仅证明了早在2万年前这个地方就有人类的生存活动，而且为细石器工艺传统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主要的科学依据和资料。“它填补了山顶洞人文化所缺的空白，从而可以作为我国北方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后一阶段石器文化的代表。”

另据《山西沁水下川旧石器遗址（2014年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候选项目）》记载，在下川遗址还“发现了大量的石磨盘”，因此，“学术界普遍把下川遗址和粟作农业起源联系起来。”

析城山圣王坪虽然没有被列入下川文化遗址，但也发现有与下川遗址同一时期的“细石器”。

下川遗址发现者与考古调查者三巨头之一的陈哲英先生，在他的《阳城考察记》中专门有一章节写“析城山的考古发现”，他说：“析城山不仅有宋碑，而且有比之更早的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细石器。”并且强调指出，“细石器通常认为是一种以渔猎、采集经济为主的文化。可以想像在一万多年以前，析城山一带有着人类物质文化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一笔。”

这里一万年前便有人类活动

2010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时，晋城市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析城山顶圣王坪，发现一处南北长约100米，东西宽约50米，分布面积约5000平方米的文化遗址。地质年代为上更新世晚期，文化时代为旧石器时代晚期。

遗址前地面散落大量细石器，当时晋城文物局采集标本多达100余件，原料以黑色燧石居多，另有脉石英及石英，类型有石核、石片和刮削器、尖状器等。

2016年晋城市考古工作者裴池善先生又在析城山南门附近，发现了仰韶文化时期的绳纹泥质红陶片。凡此种种，都有力地证明，在距今七八千年到一万年间，析城山上一直有人类活动。

事实胜于雄辩。下川文化遗址考古挖掘的发现和陈哲英析城山考察的结论以及析城山圣王坪文化遗址的发现，都是支撑《中华文明圣地昆仑丘》主要观点的得力论据。

《中华文明圣地昆仑丘》一书的作者认为，“早在八千年前”，生活在昆仑丘（析城山圣王坪）上的太皞伏羲部落，已经出现“原始科学”。伏羲在昆仑丘圣王坪上“造六峜，以迎阴阳”，确定八个节气，告民农时，他们已经开始由“采摘狩猎”“进入定居农业时代”。这和在下川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石磨盘”“学术界普遍把下川遗址和粟作农业起源联系起来”的论述，以及下川人已“过着狩猎为主、采集为辅的经济生活”，开始了“粟作农业”的结论高度吻合。如今，圣王坪中还遗存有大量次生糜子，这也是数千年前这里曾经有过“粟作农业”的佐证。

（作者为中国先秦史学会阳城商汤文化研究基地常务理事、析城山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大众文化学会会员、山西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