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绳也要培训？此般疑问，在某种程度上或许和“体育老师也能当班主任？”这样纯粹的“偏见”雷同。 唯一的区别或许在于，对于体育老师的偏见早已随着人们体育观念的转变而消减大半，而对于“跳绳培训”的误解，似乎才刚刚开始。

小跳绳，大市场

跳绳培训市场火热。

跳绳培训市场火热。对于这一点，业内人士感受到的是逐日递增的市场需求，旁观者们则往往体会于不解之余的感叹。

在某生活信息软件上，在北京地区以“跳绳”为关键词检索，得到832个结果。作为对比，以“足球”的检索结果数是1466，而以“乒乓球”为关键词，搜索的出的相关商户甚至只有668个。

尽管在人们的认识里，跳绳根本无法与世界第一运动“足球”相提并论，但其商户数量展现出的差距，显然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天差地别”；同时印象中，学习“国球”似乎天经地义，而花钱接受跳绳培训，却是超出不少人常规理解的范畴，不过其数据表现，却明显与人们的印象并不相符。

身处跳绳培训行业中的从业者们，对于市场需求正日益增加感受的更加真切。上海市跳绳协会副主席，同时也是跃动跳绳创始人的钟水军介绍，作为专业的跳绳培训机构，他们已经在全国有14个分部，25家场馆，除了平时接受培训的学员，还有近万名固定会员。

同时他还告诉记者，除了像他们这样的跳绳培训专门机构，不少健身机构、少儿体适能培训班等健身机构也都陆续开设了跳绳项目训练课程。

除了培训网点的遍地开花，价格也是引发不少旁观者感叹跳绳培训市场“火爆”的原因之一。

在网络中，有关跳绳培训班费用的报道并不少见，而报道中的价格，从一节课几百，到一期课几千上万都有，几乎每次相关报道出现，都会引发人们关于“如此简单的运动”与“如此不菲的价格”之间冲突的感叹和质疑。

对于跳绳培训价格引发的讨论，钟水军显得有不少话要说：“其实以我们25个场馆得到的数据来看，跳绳培训的价格，总体上与当地其他体育培训课程的单价几乎是持平的。”

对于这一点，上海体育学院副教授，从事了多年跳绳推广工作的韩耀刚也确认，跳绳培训和其他的体育兴趣培训的价格并没有太大出入。

“都是根据市场决定的”，他表示，“许多时候人们只是拿出了一些价位较高的跳绳培训班进行讨论，从而引发争议。”

可引发这样讨论的前提是，无论怎样的价格，都只能在有消费者为其买单的前提下才会成立。市场不会骗人，价格更反映市场需求的一个重要指标。你觉得学习跳绳贵？这也更证明了市场的火热。

为什么是它？

对于跳绳培训班的争议，许多人首先不解的地方在于，为什么火的是它？毕竟，在不少人的认识里，跳绳是最简单的运动，还有这么多人要花钱学？

韩耀刚教授首先解释说，其实全世界范围内最先推广跳绳的并不是体育界，而是医学界：“也就是说跳绳是一项具有很好健身效果的运动，同时它简便易行，没有太多的场地、器材限制，安全性也高，这都为这项运动本身的特点奠定了市场基础。”

但这显然不足以让跳绳从众多运动中“脱颖而出”。“考试的‘指挥棒’一定也会起到刺激的作用。”韩耀刚教授这样补充说道。

钟水军也证实了韩耀刚教授的判断。他提及，2008年后，人们对于体育的认识有所转变，但最早被培训市场接纳的则是足球、篮球、武术等更容易被人们想到的体育培训项目。2015年起，对于跳绳培训的需求出现了大幅增加：“从整个市场来讲，考试的风向标肯定会对行业有些促进。”

而家长方面的反馈也与这种判断一致。一位此前并没有听说过跳绳培训的家长表示，对于跳绳还要培训并不是不太理解，但如果孩子的在考试中有困难，还是会接受培训班这个选项。

而钟水军所说的“考试的风向标”，出现在2014年。

在这一年，教育部修订了《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以下简称《标准》)。在《标准》中，跳绳成为了小学体测贯穿六年的考察项目，同时也是唯一一个加分项目。

《标准》里，小学阶段同时在列的还有50米跑、立定跳远、斜身引体(男)、引体向上(男)、一分钟仰卧起坐、握力、50米×8往返跑、800米跑(女)以及1000米跑(男)等运动项目。相较之下，似乎也只有跳绳是可“培训班”化的项目。

《标准》显示，从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一分钟跳绳占体测权重的20%，到了五六年级，跳绳的占比会下降到10%。《标准》同时表明，体测成绩只有达到良好及以上者，才有资格参与评优评奖。这也就意味着如果学生体测总成绩低于80分，哪怕他们的文化课成绩再好，都与评优评奖无缘。

如此，体育成绩正在学生评价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而跳绳又能够对学生的体测表现产生不小的影响，学生、家长甚至学校对于跳绳的重视日渐攀升。

而哪怕不追求加分与体测中的“拔尖”表现，单以1分钟跳绳项目的考察标准来看，1年级的小学生需要在60秒内跳78个以上，才能获得良好及以上的评价，这绝非轻而易举可以达到的标准。而有些学校设置的标准还要比体测要求更高。这都会推动学生在体育中投入更多的精力，掌握一定的技巧。

正如韩耀刚和钟水军反复强调的那样，跳绳看似简单，但其实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运动，既需要专门学习，又值得专门学习。

“跳绳培训的主要受众在幼儿园中班到小学三年级的小朋友，对他们进行运动技能教授本来就是难点，更何况不少家长自己也没有掌握跳绳技巧。”钟水军这样评价。尤其是如何让小朋友们“从不会到会”，掌握跳绳的基本技术。而这也构成了目前跳绳培训市场中最大的需求。

而当家庭和学校所能提供的指导满足不了这种需要，需求自然会从学校溢出，转而在商业培训服务中释放。

如此一来，竞速甚至是面向考试为内容的跳绳培训应势蹿升就不足为奇了。

应试？培训班？不一定是贬义词

“应试”和“培训班”，这两个词的一同出现，让原本就存在的对于“跳绳培训班”的不理解之上，又多了一些指责的声音。

可在北京体育大学教授黄亚玲看来，至少以跳绳项目来说，这种由考试“指挥棒”引发的需求增加没什么不好。

“和其他学科相比，体育的‘应试’实际上有一个根本的不同，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确实达到了让学生参与的目的。动起来了，掌握了运动技能，提高了身体素质，起码对青少年参与体育活动是有推动的。”黄亚玲教授这样表达了她的看法。

这不只是理论上的判断，有不少家长都表示：“与其在家中玩手机，还不如报个班学一学跳一跳，又能提高成绩。”而在某生活软件当中，虽然其表达出参与培训的初衷也多与考试相关，但评价基本并无负面。

钟水军在解读跳绳培训近来的火热态势时就提到：“现在的家长他要找到一个安全，而且能够与教育考试产生呼应，跟体育锻炼又有关系的项目时，就会选择跳绳。”

同时，小朋友在这种背景下接触了跳绳，进而在后续了练习中从“应试”转向了兴趣，这样的情况也大有人在。

而具体至跳绳而言，黄亚玲教授进一步解读说，跳绳运动在可量化考评的同时，又可以真切地达到令学生掌握一项运动技术的目的。“因此教育考试的这种带动作用，体现在跳绳这个项目上是完全合适的。”

况且，这种“指挥棒”的引导绝作用不只是带动了培训市场。

“(达到120个)说实话并不是太容易，得看状态，中间断一次的话就悬了。”二年级学生苗苗的爸爸这样向记者说道。苗苗从小爱动，上学以后跳绳测试想要及格不成问题，但想要有更好的表现，是需要一些专门学习的。而她对于跳绳训练的需求，在校内就得到了解决。

“我们跳绳社团成立于2019年10月份，主要是基于孩子们的需要。孩子们很喜欢跳绳，有不少孩子在体质测试时都达满分了，但还想突破一下自己，所以就开设了跳绳社团。”中国农业科学院附属小学体育老师，也是学校跳绳社团教练的唐雪鹏讲述了成立跳绳社团的初衷。

而苗苗爱动，5、6岁时就拿着跳绳在楼下玩，入学以后跳绳及格已经没有问题，后来因为兴趣进入了农科院附小的跳绳社团。

“在社团学习过以后，她跳绳速度上去了。原来跳的特别高，后来学会了只颠脚尖跳，还学会了双摇，跳绳技术肯定有提高，体测成绩当然也比之前好了不少。”苗苗爸爸肯定了接受跳绳训练后孩子的进步。

而唐雪鹏介绍，跳绳社团的成立不仅仅是让社团中的小朋友有了“拔尖”的机会，在这样的氛围带动下，周围更多的小朋友愿意把精力投入到跳绳当中。

“对于社团中的小朋友来说，肯定都能达到满分水平。我们训练当中，会有很多小朋友围观，他们会感兴趣，也会模仿、学习，对于其他小朋友也是一种带动。”唐老师说道。据了解，目前为止，北京市海淀区也有了十几所学校，像农科院附小这样拥有跳绳社团。

如此，商业化的培训机构也并非“指挥棒”的唯一导向，也不是解决“应试”需求的唯一途径。而单就跳绳来说，考试带来的驱动力，确实达到了让更多小朋友参与跳绳活动的目的。

热潮的反面

而在黄亚玲教授看来，与其对“跳绳值不值得培训”发出质疑，跳绳培训火爆所反映出的巨大需求更值得关注。

在她看来，这样需求的满足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家庭、学校、社会……在家庭和学校还不足以完全满足这些需求的情况下，需求自然需要其他方式转移，并流向最能适配需要的地方。而以市场的表现来看，这个地方目前为止，就是商业化的培训机构。

唐老师谈及跳绳社团未来发展时提及，计划将跳绳社团扩大到更大的规模，但是场地限制是一个难以解决的方面。“80人左右吧，是以当前配置下可以控制的规模。”同时他也提到，常规体育课堂中，跳绳是作为热身活动进行教授的。

这样的规模显然无法覆盖所有需要。黄亚玲教授也表示，这种需求也不应该完全“压”在学校身上：“把这些东西都压在学校，那减负根本减不下来。另外如果课堂内容完全以考试为导向，反而容易让学生对于学习的内容产生疲劳感甚至反感。现在什么都讲‘进校园’，还要考虑升学率，学校压力太大了。”

从这一点看，商业化跳绳培训的兴起无可厚非。黄亚玲教授则提醒说值得反思的是应该有多更元化的选择和服务：“需求首先是多元化的，有些孩子可能需要的是学会跳绳，及格就好；有些家长可能想要求最优，达标的基础上还想有进一步的表现等等，而这些需求不可能都通过学校来解决。所以我们说应该通过多元化的渠道，多元化的服务主体来满足需求。”

因此，当需求显现时，相比“跳绳应不应该有培训班”这样的疑问，需要思考的恐怕应该是“满足需求的主体、方式、渠道是否多样”。

而黄亚玲教授看来，在市场证明了巨大需求存在的情况下，学校早已有所投入，市场也已经闻风而动。而与市场火热相反，社会公共体育服务方面为解决这种需求所提供的能量明显不足。培训机构的受追捧，因为它们几乎是“校家”之外，青少年体育需求的唯一“倾泻口”。

而此前对《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进行解读时，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就明确提出了“充分调动师生校家”各方主体参与学校体育工作积极性”的要求。而单就跳绳活动展现出的态势看，师生足够重视，校、家足够积极，社会方面则应当成为进一步解决需求的未来方向。

与之呼应的，2018年由7部门联合印发的《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计划》中，就提出了“青少年体育发展壮大”及“青少年体育指导人员培训广泛开展”的要求和目标。

“从青少年的角度说，我觉得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可以大力发展，由政府购买服务，为青少年提供指导；一些社团组织、民非组织，都可以参与到其中；其他比如专门发展一些面向青少年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等等。我觉得社会体育组织应该是青少年在校外参与活动的最有效途径。”黄亚玲教授如此评价道。

黄亚玲教授介绍说，在21世纪初，中国曾经有过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的尝试，但因种种原因效果并不理想。但如今体育正在青少年的教育和生活中扮演着愈加重要的作用，也应该让人们的眼光重新落回社会公共服务体系。

“社会、学校、家庭再加上其他方面，大家一致起来，问题就好解决。”她展望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