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春，现居山西平鲁。他和胡恰是中学同学，后来又在同一个学校教书，连两家的父母都知道他俩关系不赖。他们虽性格不同，一个细腻、一个粗犷，但彼此关心、包容。这些年，每次见面，胡恰总会重复一句玩笑话；他呢，也并不计较。他说，有几个同学、朋友，像胡恰一样，经常调侃你、经常关心你，又何尝不是幸事！我俩一见面，他免不了对我一阵调侃：老弟，就你那、那卖马子，就我这、这写诗，20年后，我俩就、就对下了（即拉大距离了）。我听了也不争辩，一笑。心想你总是重复一句话，也不能改一下？这就是胡志明，大伙儿都叫他胡恰。恰，这个字在我们这里能单独用的，是说这人特别有本事。这像现在年轻人说的酷一样，只是含义不同。那时，我和胡恰是一个公社的，又是初中高中同班同学、朋友。我们学校距离胡恰下水头大队是20公里，下水头大队又是公社驻地，距离我们东昌峪大队是30公里。我回东昌峪大队需路过下水头大队。这样，我俩回家时，他总要拉我回他家吃顿饭歇息一下。胡恰父母每次见我来都极热情。那个年月，虽然他家里吃食困难，可他们调着花样款待我，我由衷地感激。当然，我也邀请胡恰上我家。一次，恰逢县里长风晋剧团在东昌峪大队演出，经我一说，胡恰欣然随我一道回了家。这样，胡恰父母认识了我，我父母也认识了胡恰。两家父母都知道我俩挺不赖的。后来，我俩毕业，都回村了，都各自在自个儿大队当了民办教师，几经拼搏，又都转正成了国家教师。胡恰很健谈、很活跃，人脉关系也很不错。他喜欢登台演出，喜欢踢鼓秧歌。胡恰年富力强时，在春节、元宵节的县城街头上，人们都会看到他的身影。不管是踢鼓子，也不管是打鼓，胡恰都能身心融入里面，并创造出一种氛围，感染周围的人。说来也怪，虽然胡恰说话有些结巴，可唱起戏来却一泻千里，毫无阻碍。总之，在我眼里，我这个朋友是个怪才。1979年，我俩同时调入一所中学，我任一个班的班主任并兼代语文课，他代几个班的体育课。那时，上面号召勤工俭学。学校经过认真研究，搞到了一匹枣红马。在侍弄马方面，几个老师都毫无经验，可把戎校长折腾得够呛——夜里得给马添草、上料；白天得给马切草。后来，学校决定把马卖掉，再弄其他项目。戎校长找来胡恰，让他去卖马。我知道后，对胡恰推心置腹地说，你一个教师干起卖牲口行当，你也不怕掉了价呀？胡恰听了，也没说什么，眨了眨眼，一笑。这年，我的诗作在省级报刊上发表了。我发表的诗，胡恰也看过。不过，胡恰老埋怨我说我瞧不起他。我写出的诗，第一个读者，是我俩一个姓殷的同学，也在这个中学，是教物理的。姓殷的同学虽然是教物理的，可是对于文学，都能切中肯綮。我也直言不讳，说，你懂诗吗？让你看了，你能提出修改意见？这个时候，胡恰总是嘟嘟囔囔，说，反正你下看我呢。后来，有我的同学问我，胡恰说了，卖马、写诗是咋的回事？我一听说，惊愕了，我说，我没说那些话啊？这个胡恰，是胡吣乱呔！一次，胡恰见我了，嘻嘻一笑，说，我说那话是逗他们的。尔后，又神秘地对我说，上次，你父亲来公社有事，见我了，说你写诗是穷极败兴（土话，瞎折腾干自个儿做不到的）哩。我知道父亲极力反对我写诗。老人只有我一个儿子，看我老不睡觉一再写啊，常说，写啥死啊活啊，里面是有吃哩，还是有穿哩？你熬坏了，我和你母亲咋办？当然，父亲对我写诗，后来认可了。那是因为写诗，我小有名气，被调回了县文化局……我和胡恰退休后，见面少了。我仍在平鲁县城，也很少出门。他跟着儿子，到了大同，不过，不时给我来个电话，问候一下。他对我的创作，仍很关心。一旦平鲁县城有个大型的文娱活动，胡恰便从大同急匆匆地赶了回来。他这个嗜好，怕是下一辈子也改变不了。我能理解他，就像我酷爱文学一样，不论什么时候，总也放弃不了。2011年6月，我的长篇小说《水灯》由读者出版集团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水灯》是出版集团推出的重点图书，后来还参加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评奖。胡恰给我打来电话，一再祝贺。我猜，他是从网上看到的吧。最近，一位认识的人告我，胡恰回来了，在广场对人说，他很佩服你，几十年坚持不懈、不折不挠。然后笑着问我，就你那卖马子，就我这写诗，20年后，我俩就对下了，你说过吗？我也一笑，说，没有！那会儿，谁敢大言不惭地说这话呢。胡恰和我的卖马、写诗，我不折不扣地写出来了。他对我的调侃，毫无一丝恶意，从另一方面也是对我的鞭策！我也想了，我和胡恰彼此性格不同，但只要彼此理解，有包容和宽容的心态，也就行了。而且有几个同学、朋友，像胡恰一样，经常调侃你、经常关心你，又何尝不是幸事！

靳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