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否用一个村庄的历史，去书写近代中国发展史？可否选取某个村落十几户农民为范本，通过记录他们近百年的生存状态，去浓缩中国脱贫史？作家鲁顺民和陈克海用《赵家洼的消失与重生》这本书为我们精彩演绎了这种可能。20世纪中叶，最早来到赵家洼和大赵家洼的两个赵家，从周边的静乐县和五台县，逃荒而来，因为这里有地种，就安了家。之后，除了赵家之外的刘家、李家、曹家、杨家、马家、邸家、田家、崔家、贾家，分别从保德县、宁武县、内蒙古准格尔旗、五寨县、五台县、兴县、河曲县，陆续拖家带口，或逃荒，或移民，或改嫁，或随亲，或过继，或游牧，或游农，迁移到赵家洼村定居。如果灾荒促使人们不断迁徙，战乱则推动着大移民浩浩荡荡掠过土地。赵家洼村有农民聚居后，村庄再一次扩大，源于抗日战争。周边县的人们慌乱中躲避日本人的侵扰。抗战后期，晋绥边区政府组织动员人们移民到岢岚山（贺兰山）开荒。吕梁山脉包容、接纳、滋养着黎庶苍生，也孕育了赵家洼村。读了书中农民口述的赵家洼村的形成过程，我们也可以大致想象20世纪以来，晋西北游牧交错带的农民，为了躲避战乱灾荒，离开家园，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一个地方，最后在一片无人地黄泥垒壁、凿洞而居的谋生过程。到赵家洼村开荒最晚的贾家，20世纪70年代移居至此，是因为原来的公社生产队人太多、吃不饱。在农业社会，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新中国成立后的合作化、集体化时期，虽然是赵家洼村民记忆中“最红火”的，但也仅仅是因为赵家洼有地，可以让两百人“饿不着”。在那时看来，“饿不着”，比起为生存挣扎、与岁月抗争，就是好的。改革开放以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农村劳动力，赵家洼村也随着历史大潮，从生产队合作生产时的“最红火”，卷入了农民工进城的“民工潮”。比起外面世界的翻天覆地变化，虽然赵家洼村的反应有些迟钝，但温饱无虞的村民们还是开始为自己的“没念个年级”而焦虑、反思，才有了“一黑夜搬两次家”的经历和“刮野鬼”的“另一种出走”。有能力外出打工供孩子上学的村民陆续离开村庄和田野，然而“贫有千种、困有百样”，留守赵家洼村的贫困户，因残、因病、因学、因无劳力，种种令人心酸的情形，是千种贫、百种困的典型代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代步伐迈出，一改40多年来大水漫灌的扶贫方式，新一轮脱贫攻坚战为千贫百困开出“精准扶贫”的治贫处方。驻村干部的村账本、户账本上，对贫困户精准扶贫帮扶实效化成每一项帮扶措施所对应的数字，清楚地记在账本上。在这场持续8年的脱贫攻坚战中，这样的账本，不只是出现在赵家洼，全国所有的贫困户，每户一本。《赵家洼的消失与重生》看似记录了赵家洼这一个村落的变迁，实则是把精准扶贫这项系统性工程浓缩到一个村、十几户人家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上，把扶贫账如实地呈现在公众面前，把不为人知的精准扶贫的工作琐碎都展示给我们，让全世界都看明白了“精准扶贫”如何精、如何准，脱贫户如何脱贫、搬迁户如何稳定，看明白他们是安心踏实地脱贫、真真正正地脱贫。读到最后，从赵家洼村移民搬迁出来的各户，离开土地后都要怎样去谋生、怎样融入城镇生活，成了我们最牵挂的事。岢岚县干部把易地移民搬迁“人、钱、地、房、树、村、稳”七字经挂在心上、念在嘴上，想尽办法招商引资、完善配套设施、盘活社区经济，人搬了，村拆了，房补贴，树还林，地流转。只要稳得住，收入就上柱。怎么稳？做保洁、看门房、进工厂，户户有人领工资。地理形态上的赵家洼村消失了，但赵家洼却以另一种全新的面貌重生了。猛然一看，《赵家洼的消失与重生》记录的都是村民们的琐碎家事，但作者时不时跳出生活的琐碎，带我们在纵向梳捋的赵家洼村史的同时，用历史的眼光去看中国乡村的变迁，和在变迁中蕴生着的四代农民在近代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真实生活状态。其实，赵家洼正是无数个精准扶贫移民搬迁村的缩影。除此之外，这本书最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语言风格，书中没有诗，没有浪漫的场景，有的是大段大段的土言土语，有的是农民口口相传的顺口溜、打油诗、歇后语。全书约70%的篇幅都用晋北方言来记述，无论是农民的口述，还是作者的诠释，都没有因为写成书面文字而变味，依然保持了纯正土味方言的语言风格和表述方式，充分诠释了地方语言词汇和表达的丰富性，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是人民的文学，让我们感受到了人民至高的艺术天赋。不同农民个体用岢岚、保德、兴县等地的土话，讲述他们每家每户每个人在岢岚山（贺兰山）“刨食谋生”的日子，共同组合成了一部赵家洼村的村史，折射了晋西北人民一场的移居史，也勾绘出了一幅晋西北农村的民俗画。《赵家洼的消失与重生》，用一个村庄的变迁史，折射着近代中国发展史，也以一个村农民集体的生存录浓缩了中国脱贫史。虽然《赵家洼的消失与重生》是一部报告文学作品，没有多少煽情片段，但作为一个曾经的扶贫干部，我读它时，一幕幕过往浮现于脑海，心，颤动过，泪眼，模糊过。谨以此文感谢作者鲁顺民和陈克海记录下了很多扶贫干部没有来得及记录的扶贫工作的点点滴滴。这些过往，我们将用一生来怀念！
常艳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