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大上学3年，两天的周末文化市场是我必去的地方。那里有好多五花八门的旧书。离开北京时，我用装香蕉的纸箱子至少往家中发回了9箱旧书。回到运城，周末没事我就到卖旧书的地方走走，每每有所斩获。买回来的旧书，有时烂得不像样子。我用糨糊粘，用透明胶带裹，用更重的书来压，总能把它们恢复到赏心悦目的样子。旧书到了我手里，就有了第二次生命。家中藏的每一本旧书，我都能说出购买它们的理由。我家里五六千册书基本是旧书。我基本是通过旧书的学习成为现在的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反复思考，有如下理由：首要理由是：新书太贵了，而且错误多。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的旧书，就是很一般的出版社，也很少有错。当时的人们做事，就那么认真；而现在就是很好的出版社，出的书也常有错别字和瑕疵。新书价格也不菲，动不动就是几十元，这哪能让我这样一个工薪阶层的恋书人受得了？所以书店基本不去了。而每到一处旧书市场，先和书贩子认识并和他们砍价就成了我的拿手强项。而且眼光还练得特别毒，能一眼从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旧书中把我需要的旧书挑出来。书贩子觉得我懂书还特别难对付。其次，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写书人和译书人，他们基本都出自民国教育，或者鲁迅先生那辈人直接就是他们老师也保不定。他们国学的底子就特别厚，写的都是一笔漂亮的好文章。他们写的或翻译的书，哪怕就是不起眼的，读起来也没有疙里疙瘩、味同嚼蜡的感觉；不像现在有的人写或翻译的东西，中文句子经常不通，话总是不好好说，总要说得别别扭扭，一味用故作高深掩盖知识和底蕴的贫乏。一句话，对我的同龄人或现代人的书或译作——信不过。这也导致了我恋上旧书。另外，以前的人写书或翻译，功利心比较弱。不像现代有些人，功利心强，哪种书卖得动译哪种。过去的人坐得了冷板凳，现在不乏这样的人——猴屁股坐不稳，表面上在翻译或写，但心思不在那上面。两手对着电脑敲字，脑子想着读者钱袋。读者想要啥就敢写啥，哪管什么道德和书真正对读者的益处。每当我在杂七杂八的旧书中找到一两本自己久违或喜欢的书，就像文物爱好者淘到了什么稀罕宝贝，能感受到一份发现的喜悦和一丝征服者的快乐。这就是我平凡日子的一点不平凡和不单调，也是我庸常的生命中一份肤浅的欢乐。

古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