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中）见到失散20年的儿子陈金滨（右），泣不成声。（受访者供图）

陈金滨兄弟俩幼时与母亲的合影。（受访者供图）

2月28日，农历辛丑年的元宵节刚过两天。

早上6点，在重庆江北机场，一名年轻男子坐在即将飞往福建的飞机上，手中握着姓名为“朱仁忠”的登机牌。朱仁忠，这只是他身份证上的名字，他将要找回那个遥远却亲切的本名——陈金滨。

上午11点，在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下楼村，陈家夫妇和儿子陈金鸿在几十位亲戚邻居的簇拥下，焦急地在村口等着。往年，夫妇俩过了正月初五就返回城区做生意了，而今年他们一直留在老家，期盼着这一天的到来。

一辆车过去，又一辆，终于，几辆车停住了，一行人从车上下来。陈金鸿一下就认出来，其中有个人和自己长着一样面孔。“金滨！”他喊着孪生弟弟的名字，再也按捺不住，飞奔过去。

在迎面而来的几十个人中，陈金滨第一眼看到的，也是宛若和自己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哥哥。他快步上前，抱住了来者，腼腆地轻声道：“哥哥，是你吗？”

自1999年弟弟被拐失踪以来，这是两兄弟第一次紧紧抱着彼此，正如他们25年前在母体中一样。而此刻在鞭炮声中，站在他们背后的母亲，早已哭得不成样了。

这场时隔20年的亲人团聚，要从一条抖音说起。

双生重逢

2021年2月2日上午10点多，苏欣（化名）和丈夫陈金鸿正在公司上班时，收到一位朋友的消息：“你看这个人是不是长得和你老公一样！”朋友随后发来一张抖音视频的截图，图中的男子和丈夫长得很像，只是略瘦一些。这是一条寻亲视频，下方的文字列出了一些线索。

苏欣知道，生于1995年的丈夫有一个孪生弟弟，1999年时走失了，20多年来一家人始终在苦苦寻找。她感到“头皮发麻”，立刻告知丈夫。陈金鸿看到截图中的信息写着：“在一个天桥下走失，父母卖鞋，有一个年龄相仿的孩子??”“这些信息都对得上，肯定就是了！”陈金鸿说，“我当时就蒙了，哭着跑出去给妈妈打电话。”

正在莆田城区摆摊卖鞋的林小琴（化名）怔怔地盯着儿子金鸿转发来的截图，早已泪眼婆娑。在她身旁，一向沉默而隐忍的丈夫想起此前经历过的太多次寻子失败，不想失望又落空，淡淡地说道：“我看着不能确定。”林小琴再也忍不住了，大哭着对丈夫说：“我拿命赌给你，这就是我生的孩子！”

与此同时，苏欣立刻联系视频的发布者。原来，发布这条视频的是公益组织“宝贝回家”的志愿者刘红涛。去年9月，他在网上刷到一则寻亲启事，便主动联系到这个现名为朱仁忠的小伙子，用清晰的照片、简明扼要的信息为他制作了寻亲视频，还帮助他找到重庆市公安局进行DNA采样。此后，刘红涛接连三次在自己的抖音账号上发布了这则讯息，直到第三次浏览量高达130多万，终于被陈金鸿夫妇看到。

为避免因认错而带来的二次情感伤害，从事寻亲服务的人员通常会建议双方在DNA比对确认后再进一步联系。“不用验就知道！”苏欣面对刘红涛的建议，向他发送了自己丈夫的照片。“真是机缘巧合！”刘红涛也一眼就看出了基因的力量。

同一天下午，从刘红涛那里得知这一好消息时，朱仁忠正在重庆市酉阳县家附近的山上采草药。他看着转发来的照片，看着双胞胎哥哥酷肖自己的脸庞，药也顾不上采了，坐在山上哭了一下午，直到天黑才下山。

从那天起，直至2月25日DNA比对结果出来前，朱仁忠一直在手机上和哥哥姐姐聊天。“老弟你还记得五岁的事情吗？”“你看我现在比较胖，但前几年和你一样瘦。”“我们一家人都很想你，爷爷奶奶也经常问你。”20多年的分离后，只这些朴素的家常，姐弟仨就常常聊到凌晨。

对朱仁忠来说，和哥姊的聊天甚至是从最基本的一些问题开始的：“哥哥我叫什么？”“那你叫什么？”“我们是什么时候出生的？”

平行岁月

姓名、年龄、家乡?从小到大，朱仁忠对那个原生的自己一无所知。记忆中唯一清晰的一幕，也是午夜梦回时常常惊醒他的那一幕：在一个天桥下，四五岁的他正和一个年龄相仿的孩子一起玩耍，突然被一个陌生人从背后抱了起来；他使劲挣扎着，哭喊着爸妈，但是没人听见。

“这么多年，我一直记得这个天桥，也只记得那个天桥。”朱仁忠说。后来，他每到一地，总要习惯似地到处找找天桥，和记忆相比对。

可能因为不停哭闹，被带走没几天，小仁忠就被扔到了马路边，后被送到泉州市福利院。在这里，他被一户朱姓人家领养走。朱家对小仁忠不错，只是管教得颇为严格。也许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放弃也就相对容易，小学三年级的一天，不堪管教的小仁忠找机会从朱家逃跑了。

此后的一年是混沌的。小仁忠在街头流浪，讨讨剩饭，拾拾废品。不幸中有万幸，他结识了一个父母在当地打工的男孩，后又被男孩的父母收养，带回了重庆老家。初中毕业后，朱仁忠凭着对泉州的残存记忆，选择回到福建打工。

这些年来，虽然两度遇到了善良的养父母，但朱仁忠晚上还是经常偷偷抱着枕头哭泣。“看到别人幸福的家庭总会羡慕嫉妒，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命运。”他说。可是，寻找自己的家人，仿佛是一种奢望。“我心里面特别想找，但不知道该怎么找，感觉就是找不到。”

直到四五年前，朱仁忠在他人的帮助下，才第一次了解到公安部门的全国“打拐” DNA数据库。他燃起了一丝希望，并录入了自己的血样。身边有些朋友也在得知他的身世后，帮助他持续在网上发布寻亲信息。

沿着模糊的记忆，朱仁忠从山的那边一步步走回来。而在海的这边，和朱仁忠有着同样面庞的陈金鸿也在长大。

陈金鸿记事以来，这个丢失的弟弟就始终让家里笼罩着一层阴影。经常会有亲戚朋友问小金鸿：“你弟弟找到了吗？”每次他心里都很不是滋味。

弟弟刚被拐走时，父母忙着找弟弟，又担心大儿子的安全，就把小金鸿送回仙游老家，和爷爷奶奶生活。由于小时候疏于父母的管教，母亲总是埋怨他那时太调皮了。

最初的几年，母亲根本顾不上和父亲一起卖鞋，从早到晚一心找弟弟。她在身上挂着写有信息的牌子，挨街挨巷找，又印传单，又发广告。

又过了几年，希望越来越渺茫。母亲开始一宿宿失眠，头发掉得稀少，瘦了40多斤，还相继患上肺病、中风、帕金森综合征。

在陈金鸿眼里，今年50岁的母亲显得比同龄人苍老许多。她迷信神佛，总去发愿找到小儿子，也祈求如果找不到的话，儿子能过得好一点。她经常“不顾一切”地做好事，买菜都会挑老人的摊位，有时候菜坏了也坚持买下来。她还凭着不高的文化水平开始写一些似懂非懂的诗，有的是平铺直叙的倾诉体——“希望有人捡到给我看一下/我保证不会吵架/你养他那么大不容易/你不用怕我不会带走”，有的是宽慰自己的抒情诗——“让我们都拥有一颗宽容的心吧/笑口常开知足常乐/乐于助人心地善良/心无私天地宽”。

20多年来，陈家为了找儿子共计花费十多万。哪怕已租得起门脸房，陈氏夫妇还坚守在同一个地点摆摊卖鞋。“孩子没找到，去别处干吗。”林小琴说。

长大后，陈金鸿觉得父母当年寻子的方法太过老旧了，可做电商运营的他也没想起来应用新媒体平台，一家人也没去公安局录入DNA。“我天天都刷抖音，如果知道这样能行，肯定早就发了。”和弟弟重逢后，他的欣慰中带着一丝懊恼。

善心织网

“嗒嘀嗒——”福建的志愿者同事向刘红涛发来陈家团聚的现场视频。“久别的亲人见面的那一刻，总是能让我很激动。”这位来自河南省中牟县的41岁村干部微微一笑，而后又马上转向了其他求助信息或可能的线索。

加入“宝贝回家”七年来，刘红涛已参与帮助上百人找到亲人。这一组织成立于2007年，如今在全国共有30余万名像刘红涛一样的不收取丝毫费用的志愿者。从曾经的网络论坛、聊天群组，到移动时代的各种自媒体平台，该组织多年来利用各种渠道汇总、沟通信息，共促成3000余个家庭团圆。

刘红涛的母亲患有智力残疾，长年照顾母亲的经历使得他一直关注身边的流浪人群，从年轻时就常常帮助一些走失人口回家。几年前，从本地媒体上得知有这样一个组织，他十分兴奋，当即决定加入。可是由于几乎完全不会操作电脑，他还曾一度被组织“开除”。

怀着助人的强烈愿望，刘红涛不断琢磨练习，从一开始发布一条消息要七八个小时，到如今只需要五分钟。更难得的是，他在抖音平台上开通三年多的个人账号现有近40万粉丝，为所有志愿者之最。

几乎每天晚上，忙完自己的本职，刘红涛开始在电脑和手机上，认真回复每一条留言，筛选可能的线索，经常忙到凌晨一点多，顾不上跟任何人说话。家人也习惯了在一旁看着他：笑了，可能是有希望牵线成功；皱眉头了，就可能意味着一次希望的落空。“我要求自己每天都处理完当天收到的信息，不能因为我而耽误人回家啊。”他说。

刘红涛自称记性并不好，但却能够清晰地记得处理过的许多案例：一个年近百岁的老奶奶，找回家乡后竟然还能见到年龄相仿的发小；一名小时候走失的青年，找到亲人后才发现双方在同一小区里一起生活了多年；一名被抛弃的遗腹子，从小孤独长大，找到姨妈到才猛然体会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孤单??

“每一个案例都有独特的感动之处。”刘红涛说，“特别是近些年，像福建陈家这样的案例更是让人感叹世事之巧，也让我们相信如今通过运用新媒体真的可以帮助更多人找到回家的路。”

新科技助力寻人，这样的例子并不罕见。公安部于2016年5月在全国范围内上线“团圆”系统，运用“信息化+打拐”的方式建立起儿童失踪信息发布的官方渠道，截至2020年5月已发布儿童失踪信息4467条，找回4385人。今日头条也于2016年2月启动“头条寻人”项目，其原理是借助地理位置推送技术在走失者失踪地点附近推送寻人启事，截至今年3月已推送超过13万条寻人消息，帮助超过1.5万个家庭团聚。

“一方面，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特别是脱贫攻坚的推动，包括盗抢儿童案件在内的拐卖人口案件数量近年来呈下降趋势。”朱仁忠一案负责人、重庆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拐卖案件侦查支队支队长樊劲松说，“另一方面，随着新技术、新媒体的发展，公安部门打击拐卖案件的能力在不断提高。”

樊劲松介绍，DNA鉴定技术、人脸识别技术等，都已经广泛应用在儿童拐卖案件的侦破中。这位从事打拐工作21年的民警自己也开通了新媒体账号，他认为新媒体平台可以更好地发动群众的力量来帮助群众。

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后，陈金滨早早就将微信更改回了本名。虽然并没有一起长大，但他发现哥哥和自己仍然有种双胞胎的默契，大到对人生的看法，小到吃饭的口味、走路的样子。“感觉每天心情都好好。”他在一条朋友圈中写道。哪怕这半个月来，他每天只是陪在父母身边，吃饭、聊天、走亲戚、跳跳广场舞。

刚刚联系上亲生家人时，陈金滨只想背着养父母，偷偷地在微信上聊天。“养父母一直对我很好，我很怕伤害到他们的感情。”陈金滨说。后来，得知他寻亲成功的养父母一家，都十分支持他回来与亲人见面。至于未来何去何从？陈金滨最近只想好好享受在亲生父母身边的日子，不愿谈太多，也可能没有完全想好。

“感恩，只有感恩。”母亲林小琴说，“感谢阿滨遇到好心人家收留他，感谢抖音让我们相见。孩子已经长大了，未来如何，我尊重他自己的选择。”对于陈家人来说，这场20多年后的重逢，总归是到来了，到来了就是好的。

但或许本可以更早一些的。正如樊劲松所呼吁的，希望更多失散家庭能积极主动运用各种权威平台，比如免费的全国“打拐”DNA数据库等，也希望更多好心人在发现走失人口后，能够以及时有效的方式施以援手。愿更多人早日找到失散的亲人，更愿天下无拐。（记者褚萌萌、陈国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