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画境般的“晋阳八景”之一——“汾河晚渡”，会引起人们对于往日河流体态的回忆。上苍对三晋子民是垂青的。汾河全流域属于一个省份，这得天独厚表里山河的布局，滋养着不同时代的沿岸人民。在《诗经·魏风·汾沮洳》的诗篇里，诗句着力于一位女子赞美情人衣袂飘飘、形象绝佳的描绘，但在不经意间，也烘托出西周时期的汾河畔，生态植被茂盛丰美的古朴容颜，令人不禁遐思无限。千里逶迤的汾河，在其历史记忆中，有舵工、水手、纤夫聚集在一起“讨生活”的特殊群体。俗话说：“船总要停靠在码头上。”汾河渡口不仅是以渡船方式衔接东西两岸的交通地点，也是南北水路贯通的客运和货运集散地。于是就有了“河与人”高度浓缩的码头生态文化，包括对水的信仰、开河祭神习俗和摇橹扳桡节奏的船工号子。疏浚河道、开辟运河，其工程所耗甚巨，非倾一国之力莫办。在东汉年间，政府有两次试图借汾河开通宏大运河的计划，欲将海河、滹沱河和汾河联系起来，目的在于将太行山以东的粮食漕运至太原。一次是在明帝永平十年（67年），在《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相当于今滹沱河支流冶河及其上游支流桃河联通运渠。从今地图上看，冶河与汾河之间要有联系，必须通过洞涡河沟通。此次沟通滹沱河与汾河开凿的失败原因，主要是地理复杂、生产力和技术水平相对低下所致。另一次也在永平年间，在《后汉书·邓训传》中记载：“永平中，理滹沱，石臼河（在今河北省唐县东北）从都虑至羊肠仓（在今静乐县境内），欲令通漕，太原吏人苦役，连年无成。”至东汉建初年间，滹沱河与石臼河运渠大体凿通，试航结果是，漕船“经三百八十九隘，前后没溺死者不可胜算。”之后，邓训奉旨实地考察该运渠后，上奏不能通航，汉明帝刘阳方才作罢。虽然汾河版的“国家一号运河工程”没能实现，但船工闯滩斗水、船行船停，除了每年110天的冰冻封河外，舟楫之利一直进行着。汾河发源于宁武东寨镇管涔山脉（现代考察认为在神池县），上游至太原兰村烈石口，为典型性峡谷性河道，仅可放木筏通航；太原兰村至洪洞石滩河段是平原性河流，是具备通航大型船只的条件，可行走载重40吨的平地木船。所以汾河漕运保持着分段航运。汾河漕运体系从北魏迁都洛阳后，静乐县境的羊肠仓到晋阳古城之间开辟的漕运最是繁忙。东魏兴和三年（541年）高欢曾令各州于滨河及津梁之处建置粮仓及码头储粮，随时转漕应对赈灾或军需。后来高欢虽然迁都邺城，但仍以晋阳为“别都”，进一步拓宽羊肠仓和晋阳间的河道，凭借汾河天然优势转漕。此时，羊肠仓、向阳店等码头粮食堆积如山。唐时期晋阳城获得了较大发展，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晋阳城横跨汾河两岸，连城三座，汾西有西城，汾东有东城，两城之间有中城。跨汾连堞东西两城，所以又名连城。”晋阳中城的水面上有着舟楫如梭的景象。在王昌龄的诗句里有“晋水千庐合，汾桥万国从”的描述。除了时间切换之外，汾河空间上交错的河运功能是不变的。河流是大地的脉搏，森林植被破坏是河水流量变迁的主要因子。唐代长安城附近的山林已砍伐殆尽，用于满足宫殿建筑。“近山无巨木，求之岚胜间”，于是吕梁山又成了砍伐重点区域，因为其距离开封、洛阳及燕都较近，更兼有黄河、汾河及陆运之便。尤其北宋真宗在位期间，开封城中大造宫殿，吕梁山林中的伐木工多达三四万人，砍伐的大量木材，“先沿支流漂入汾河，后束为木筏顺汾河而下，至河津入黄河，沿河东下至于开封。”当时就出现了“万筏下河汾”的情景。上游的森林滥伐加剧了汾河水域的灾难。从文人诗句的细节里，是能捕捉到汾河已经远去的舟楫繁忙之气象。明代诗人张颐有描写汾河的诗句：“山衔落日千林紫，渡口归来簇如蚁。中流轧轧橹声轻，沙际纷纷雁行起……”霞景余照下的汾河渡口，繁华气象在于岸上的熙熙攘攘，蓬蕴着市意浓浓，还有水路上往来樯橹如麻、帆樯林立之景。隔岸琼楼点点灯光倒影在河面，有多少“曾经沧海”“除却巫山”“难为水”“不是云”的故事在这里徘徊荡漾。

卢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