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秋我被分配到大同铁路车辆段。数日后流鼻血，洗脸水老是红的，只好用毛巾轻擦，不敢挨鼻子。大夫说，在海边呆惯了，不适应这里的干燥。抹药膏、戴湿口罩也不管事，过了些日子，总算接受了这塞外高原的气候。过了气候的关，还要过麻油关和语言关。我满口家乡话，语音和概念的表述多有障碍，时常产生歧义甚至成为笑谈；反之我亦承受着不懂当地方言的尴尬与难堪。初来乍到，师傅见我人生地疏没个去处，便邀我去他家吃饭。家里做的是牛髓拌馅的黄米面炸糕，菜肴也颇具地方风味。主人说：“这是大同人待客最讲究的饭菜，你可要多吃啊！”当地人食胡麻油，俗称麻油，那股味儿别说吃，闻着都呛。此前在食堂我宁可买凉拌菜或鸡蛋汤甚至咸菜，也不愿吃胡麻油炒的菜。也几番想过，此地就是这种油，来日方长，老不吃也不是个事儿啊。于是狠狠心，权当服中药，拿师傅家这顿饭做突破口。主人一再“经尤”（音，热情相劝）我“多吃”“再吃点”，末了我放下筷子说：“吃不上了。”众皆愕然：“怎么就吃不上了呢，还有这么多吗！”我答道：“多是多，不过实在吃不上啦！”大家面面相觑，良久方懂：原来是饱了，不吃了。几个人你一 言他一语：“这明明是吃不下了吗，咋就说吃不上了？”“吃不上是指没的吃，比如，灾荒年，连树皮草根都吃不上！”“你可以说吃不下去了、吃不进去了、饱得不想吃了，怎么偏说‘吃不上’呢？”我反驳：“俺老家都这么说啊！”这才解了围。岂料数日后有人问：“听说你们青岛话上下颠倒？”有一次我在车底弯腰干活儿，师傅让我“圪蹴”（音）下，我不解其意；他见我发愣，便做了个下蹲姿势；嗨，闹了半天，“圪蹴”就是“蹲”啊！无奈之下我开始学普通话。起初不知别人感受如何，反正自己听着都浑身起鸡皮疙瘩。有人劝：“我看小杜你呀，干脆还是说家乡话吧！”闻此言，觉得不如挨一巴掌。然后我也暂时不跟人对话，开始暗自使劲，把文章抄在格纸上标注声调反复读，拿不准的查字典。中午听完新闻转播再去食堂吃饭。星期日上街听有线广播，去百货公司收音机柜台随声效仿。平日除自问自答，还找机会跟生人对话。不买东西不吃饭，也去柜台搭腔。明明知道，却问路人“到哪哪儿怎么走？”图的是练嘴。“潜伏”数月后，一个常一起干活的小伙儿惊叹：“嗬？睡了一宿，你咋变味儿了？”曾劝我说家乡话的师傅也：“嗯？嗯！”学普通话的同时我还学说方言，我彻底想开了：既然必在此乡安营扎寨，就得随俗，不懂当地话不行。大同话好学多了，这倒不在话的本身，而是时时处处都可以公开大方地讨教；只是往小本儿上记发音和含义，不愿让人知道。有一回写完“‘yai尼赫（黑）夜’，就是‘昨天晚上’”，不料被“第三只眼”发现，说：“你小子，够用功啊！”终于我用方言跟当地人交谈，从基本无障碍到接近“以假乱真”。随着身体、饮食、生活习惯逐渐适应，语言也融入了他乡。最终，他乡做了故乡。

杜浙泉（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