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上海市宝山区就业促进中心首席职业指导师李弘2020年的工作比往年更加“烧脑”。她从业13年，面对的是越来越复杂的求职需求，今年尤为如此。

像李弘这样的“首席”，全上海只有35人。疫情暴发以来，她为100多人提供了一对一的职业指导咨询服务，为超过2000名大学生提供了入校职业指导。其中，一拨年薪在30万元到50万元的青壮年求职者的来访，给她带来了挑战。他们大多来自受疫情冲击较大的线下教育、旅游、酒店等行业，在疫情中离职。

疫情带来的影响已经持续了近一年。过去10个月，上海市就业促进中心的150多名职业指导师为1万多人次提供了就业指导，平均指导时长持续一两个月，这些人中70%以上后来都实现了稳定就业。职业指导师们发现的一个显著变化是，前来寻求公共就业指导服务的人，不再是那些只为找一份工作的低学历、高年龄人群，取而代之的，是一群高学历、高薪酬、对职业充满期待和想法的年轻人。一拨年龄在35岁到45岁、具有15年以上垂直行业从业经验的企业中高层管理者，也找上门了。

有房有车有娃有贷，超级焦虑

“多数是80后，跟我一样，工作了十几年。有房、有车、有娃，有房贷、车贷、学费压力，一个月没有收入还能扛一下，三四个月甚至半年没有收入，就超级焦虑了。”李弘说。

每每遇到这样的服务对象，李弘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帮助对方缓解“超级焦虑”的心情。

焦虑之下，很多人会走上一条极不理智的求职路线，从而导致自己“备受打击”，然后更加焦虑。

40岁的李潮（化名）原本在上海一家传统制造业企业从事研发工作。受疫情影响，企业资金链断了，老板结完最后一个月基本工资后，宣布关门。

“一开始也并不是很着急，这家关门了去另一家，很正常。”李潮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他以往换工作，大约1个月就能找到下家，并且会有猎头主动联系他，“年薪30万元基本是可以保证的”。但这一次，因为行业整体受到冲击，他的职业真空期延长到了近6个月。

近6个月里，李潮不得不像应届毕业生一样天天在网上搜索相关的工作机会，他甚至还用并不熟练的PPT制作技巧自制了一份简历，用于线上求职。过去，他汇报工作时的PPT有下属给做，跳槽时，也会有猎头为他安排好与HR面谈时间。

但这一次，做了种种努力，他还是没能找到工作。他真的慌了，再不工作，房贷就要还不起了。他开始胡乱投简历，想的是只要能有一些薪水也是好的。他列出的年薪期望值从30万元降到20万元再降到10万元。最令他崩溃的是，他拿着漂亮的简历去应聘地铁公司安检员岗位，也被拒绝了。

“人岗严重错配。地铁安检员要每天8到12小时站立时间，你行吗？”李弘说，在人岗错配的情况下，高学历人群受挫是必然。

除了李潮，李弘今年还遇到过旅游产品经理应聘做酒店前台被拒的、线下教育机构中层管理者应聘做企业前台被拒的。“有的人害怕跳出行业，有的就啥也不怕，随便找工作”。

“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从微观上来看，就是人和岗位的错配问题。”上海市就业促进中心职业介绍处处长张云鹰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疫情下人岗错配问题特别值得关注，“都只看到华为、阿里开出年薪200万元请一个应届生，都想去金融、科技、互联网行业，却没人分析自己有什么能力、适合做什么工作。”

他们要的绝不仅是一份工作

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主办的2020年“公共就业服务专项业务竞赛全国赛”上，李弘以总成绩第一名荣获“全国十佳职业指导人员”称号。比赛中，一道案例分析题是模拟一名财务管理专业女大学生执意转型做网络主播的求职场景，李弘拿了高分。“太真实了，日常工作就经常碰到这种情况。”她说。

过去，找李弘寻求帮助的人，以四五十岁的家庭经济困难的中年人为主，多数只是需要“介绍一份工作”；现在，多是不愿安于现状的80后、90后，甚至00后年轻人。他们最喜欢的职业，是“自由职业”——不用朝九晚五，收入更高，可以积累资源，有助于未来创业，一个个都喜欢做“斜杠青年”。

智联招聘《2020中国年度最佳雇主评选报告》显示，大学生最看重雇主的因素是“尊重员工”，其次是“前景”。智联招聘执行副总裁李强认为，未来年轻人选择工作可能会和兴趣、爱好“完全挂钩”，“未来工作形态最大的变化，是灵活用工会变得非常普遍，所以一定要多做准备，找到自己热爱的方向去投入精力”。

现实中，还真有为了“前景”离职的年轻人。罗杰（化名）与家人的冲突，在疫情期间发生。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的罗杰，听从父母安排进了一家国企做质检员，年薪10余万元。在同事里，罗杰学历最高，其余人多是中专、大专学历。

干了两年后，罗杰在没有经过父母同意的情况下，直接辞职了。他要考研，读“大数据分析”专业。疫情暴发后，罗杰又遭遇考研失败，经历了长达一年时间的职业空窗期。

在一次社区就业咨询会上，罗杰的母亲向职业指导师李弘“告状”，认为儿子“能力有问题”，一来考研考不上，二来“海投”简历也没能找到工作。

李弘分析了罗杰的求职路径后发现，这个男孩只给“数据分析岗”投递简历，而从未尝试可能需要一些数据分析能力的市场营销岗，或者需要一些客户对接或者文案撰写能力的战略分析岗。

罗杰说，自己不擅长与人交流，只能对着数据作分析，因此不能接受那些可能需要与人沟通的岗位。

与罗杰紧盯自己专业相反的是，很多专业技术能力较强的大学生，在求职的关键时候，突然产生了要做“网络主播”或者电竞职业玩家的想法。

张云鹰说，来求职的多数青年人都把目光放在金融、大数据、互联网、直播、电竞等高光、高薪职位上，却对自身职业技能的“迁移”关注不够。

比如，一名因疫情影响而离职的导游，如果去应聘银行客服岗位、移动公司客户经理岗位，大概率是有可能成功再就业的。“导游的特长是善于沟通，善于为客户服务，相对应的，哪些岗位需要沟通、客服的，导游都可以去应聘试试。而不是去酒店做前台。”李弘说。

罗杰在李弘的指导下，尝试去应聘一些需要80%的计算机专业能力外加20%沟通、文案能力的市场部岗位，很快拿到了一家银行和一家初创型新能源企业的offer。他选择了后者。“家庭条件还可以，没有那么着急地要挣钱。我是男生，希望在更有前景的行业闯荡一下”。

很多年轻人对自己有什么能力并不清楚

“人岗错配”在疫情下显得尤为扎眼，这让很多人觉得“找工作特别难”。来自智联招聘的数据显示，疫情下企业校招规模并未削减，今年仍然有58%的企业选择扩招。相较去年，企业在校招上投入的预算也有所增加。BOSS直聘数据显示，2021年秋招“早鸟季”对应届生需求回暖，同比增长4.5%。值得注意的是，要求候选人拥有博士学位的岗位，平均薪资达到了26523元，同比增幅达16.4%。

职业指导师的一个重要工作，是帮助求职者梳理自己的“职业能力”，再找到这些职业能力可以“迁移”的部分。哪些能力，可以运用到哪些岗位的工作中去。

经常有大学生向李弘“吐槽”，“我不擅长沟通，不会讨价还价，我没法做采购岗或者销售岗。”这个时候，李弘往往会问他：“你向父母要生活费时，会不会讨价还价？会不会先考虑一下怎么开口比较合适？”

她说，很多年轻人对自己“有什么能力”并不清楚。这也是要把职业指导前置到大一、大二阶段的一个重要原因。“很多时候，不是市场上岗位不够多，而是大学生对自身的定位不合理。到了大四他突发奇想，要干这个、干那个，却没想清楚自己手头有什么技能。”

李弘曾带着一群大一学生去宝山区的电竞基地参访，很多学生看到电竞基地的工作后恍然大悟，“原来不是会玩游戏就能做电竞行业”。每当遇到一门心思要放弃所学专业技能转身做直播的大学生，李弘总要耐心地告诉他们，“一个主播背后有很多不同职业技能的堆积，而且职业寿命有限，真正能在这个行业做到头部的只是凤毛麟角”。

11月底，在上海大学举办的应届毕业生专场招聘会上，职业指导师咨询台前的队伍，排得比招聘企业前的还要长。招聘会临近收尾，还有很多学生在排队——求职者对职业指导的渴求，十分明显。

33岁的魏秋（化名）疫情前在一家国外学术交流中心工作，从4月开始四处谋职。她对记者说，她的年龄不占优势，工作经验又多是教育培训行业，属于受疫情冲击大的行业，很难遇到同类型企业招聘。她简历投出去基本是“石沉大海”，起初不能接受大幅降薪，后来也向一些工资比较低的通用性岗位投递过简历。在李弘的帮助下，她重新“提炼”总结了个人核心能力，找到了新的“轨道”，求职成功。她感慨，上次投简历还是在2013年，当初投简历的网站如今都已衰落。

她对记者说，疫情这只“黑天鹅”对自己的影响，很难说是正面还是负面，但不管怎样，自己都会努力面对。

记者 王烨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