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饭局》薛林荣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本书以时间为顺序，详细记述了鲁迅自1912年来到北京至1936年在上海去世的24年里所参加的重要饭局。深挖并撷取史料中相关部分，梳理鲁迅整个生活概况、创作心理、文人交往等，勾勒出鲁迅在文学史之外，更为真实更为立体丰满的文人形象。同时以鲁迅为原点，辐射当时的文学大家甚至文学事件，为读者展现了身临其境般的民国生活现场。轻松耐读，资料丰富，实属另一形式的鲁迅小传，读者可以从中窥见大先生的真实一面，也能感受民国时期的真实社会风情。时间：1922年1月27日（除夕）地点：北京八道湾周宅与席：鲁迅、孙伏园据许寿裳手抄本《鲁迅日记》，1922年1月27日，“晴，雪。旧除夕也，晚供先像。柬邀孙伏园、章士英晚餐，伏园来，章谢。夜饮酒甚多，谈甚久”。除夕之夜邀请孙伏园“饮酒甚多，谈甚久”，足见鲁迅与孙伏园非同寻常的关系。孙伏园与鲁迅是绍兴同乡，1911年，孙伏园在初级师范学堂读书时，鲁迅正是这个学堂的堂长（校长），两人是师生关系。到北京后，孙伏园与鲁迅交往甚密，两人亦师亦友。鲁迅去西安、厦门、广州，孙伏园也一路随行。甚至鲁迅定做衣服，孙伏园也会陪同。1924年6月30日，“午访孙伏园，遇玄同，遂同至广和居午餐。下午同伏园至门匡胡同衣店，定做大衫二件，一夏布一羽纱，价十五元八角，又至劝业场一游”。1942年4月，上海作家书屋出版孙伏园的《鲁迅先生二三事》，所收文章生动翔实，不溢美，不隐恶，坦白诚实，非常好读。在孙伏园的眼中，鲁迅是一个卓越的文人，并不是普通意义上“文化革命的主将”“革命家”“思想家”，所以他笔下的鲁迅是“非伟人”的。由于鲁迅与孙伏园都是绍兴人，彼此交谈有时用绍兴土话，其准确程度往往胜于书面语。语言上的贴近使两人感情上自然贴近，一些鲁迅不愿与别人提及的话题，倒愿意与孙伏园谈论。孙伏园记述，鲁迅的祖父是周福清，父系亲属多住在绍兴城内都昌坊口，母系亲属住在绍兴东乡安桥头。鲁迅学医是由于牙痛，他的知交有陈仪将军。这些都是不可多得的文献。孙伏园独家记叙了鲁迅许多作品的创作动机、创作背景以及文章的意蕴，都是外人不可能知晓的文学史料甚至心理背景。比如关于孔乙己，据鲁迅对孙伏园所言，实有其人，此人姓孟，孟在咸亨酒店喝酒，人们都叫他“孟夫子”，其行径与《孔乙己》中描写的差不多。人们在提到鲁迅时也经常提起孙伏园，那是由于孙伏园192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先后担任了《晨报副刊》《京报副刊》的主编，并创办了《语丝》周刊，而鲁迅应孙伏园之约，在这三个刊物发表了大量作品。鲁迅与孙伏园的交往，更多地围绕《晨报副刊》进行。《晨报副刊》可以说是副刊的“起首老店”。“五四”时期，著名的“四大副刊”是文化舆论界的重镇，反映着那个时代的文化和文学思潮。这四大副刊分别是：北京的《晨报副刊》《京报副刊》，上海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四大副刊对中国现代文化进程影响深远，其中北京的《晨报副刊》更被周作人称作“中国日报副刊的起首老店，影响于文坛者颇大”（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晨报》的前身为《晨钟报》，创刊于1916年8月，每天六版，是进步党人物汤派（汤化龙）的喉舌，社址在宣武门外丞相胡同。《晨钟报》最初由清末进士、四川广安人蒲伯英（1876-1934）主持，时任汤化龙私人秘书的李大钊任编辑主任。《晨钟报》创刊伊始，便重视文艺副刊，李大钊在《晨钟之使命》的发刊词中明确提出，要新文艺“犯当世之大不韪”，“为自我觉醒之绝叫”。“五四”运动前后，《晨钟报》是《新青年》之外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介绍俄国革命的主要阵地，所出的“劳动节纪念”专号、“俄国革命纪念”专号，所辟的“马克思研究”专栏，均为中国报刊之首举。1918年12月，《晨钟报》改组为《晨报》，翌年2月7日，改革第7版，增添介绍“新修养、新知识、新思想”的“自由论坛”和“译丛”两栏，使副刊明显地倾向新文化运动。这样，虽然《晨报》在政治上拥护北洋政府，但其副刊在进步力量的推动下，一个时期内成为助襄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刊物之一。《晨报副刊》开了中国现代报纸副刊民主改革的先河，而在右翼或中间派报纸上办好进步副刊，也是中国现代报刊史、文学史上特有的现象。1920年7月，《晨报》第7版开始由孙伏园主编。1921年10月12日，孙改出四开四版的单张独立发行，报眉印有鲁迅拟就的“晨报附刊”字样，报头定名为“晨报副镌”。同一张报纸，为什么报头是“晨报副镌”，报眉又是“晨报附刊”几个字呢？孙伏园在《鲁迅先生二三事》一书中披露，原来“附刊”之名是鲁迅先生取的，他认为《晨报》既然独立地另出一页四开小张登载学术文艺，随同《晨报》附送，那么就叫“晨报附刊”吧。“附刊”也就是另外一张的意思。同时，进士出身的《晨报》总编辑蒲伯英善书法，亲自写了一个汉砖字体的版头，把“附刊”写成了“副镌”。孙伏园为了尊重鲁迅先生的原意，除报头名为“晨报副镌”外，报眉仍用“晨报附刊”几个字（见该书《鲁迅和当年北京的几个副刊》一文）。编者先后为孙伏园、刘勉己、丘景尼、江绍原、瞿菊农、徐志摩。孙伏园主编《晨报副镌》后，注重从白话、标点、学术性、民主性、趣味化等几个方面着手提高副刊的影响，并约请梁启超、胡适、王国维、鲁迅、郁达夫、闻一多、徐志摩、冰心、刘海粟、王统照等一大批文化名人撰稿，介绍新知识，传播新文化，宣传新思想。《晨报副刊》于1921年12月4日起开始连载巴人的小说《阿Q正传》，1922年2月22日刊登完毕。巴人是鲁迅的另一个笔名。应该说发表《阿Q正传》，证明了孙伏园过人的胆识。《阿Q正传》的发表，使鲁迅名声大震，孙伏园也因此成了知名编辑。据孙伏园回忆，鲁迅的作品除发在《新青年》外，大都寄给《晨报副镌》了，计有50余篇，除《阿Q正传》外，还有《不周山》《肥皂》，以及杂文、学术论文和译文。沈从文的处女作《一封未曾付邮的信》也发表于《晨报副镌》，这个被金介甫称作仅次于鲁迅的“中国第一流的现代文学作家”如一颗新星于此冉冉升起。以冰心《斯人独憔悴》为代表的“问题小说”，朱自清、刘大白等的新诗，瞿秋白的“旅俄通讯”，周作人的杂文，孙伏园的游记及戏剧介绍，无不展露着“五四”的时代风貌。当《晨报》在政治上渐失进步作用时，孙伏园通过致力于发展新文学，保持了它在思想界、文化界的广泛影响，如周作人的一批文艺评论文章、冰心寄小读者的篇什、汪静之等湖畔派诗人的诗作、陈大悲等发起的非职业的爱美剧运动等，都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深具影响。特别是1923年至1925年，王统照主编的文学研究会在京刊物《文学旬刊》也附在《晨报副刊》上出版，它与改革后的《小说月报》一道，促成了文学研究会作家群的形成，显示出现实主义文学的特色，成为“五四”新文学最重要的收获之一。从1921年起，到1924年鲁迅赴西安讲学，孙伏园作为《晨报》记者随行报道。1924年11月《语丝》周刊在北京创刊，孙伏园任主编。1924年12月，《京报副刊》创刊，也是孙伏园任主编。孙伏园和鲁迅这四五年可以说是在工作上配合得比较密切的，合作也是比较愉快的。孙伏园之后，1925年10月1日，《晨报副镌》由徐志摩接编，正式改名为《晨报副刊》，总体上呈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倾向。除了倡导新格律体诗对新诗发展有促进作用，提升了现代新诗的艺术品质外，在整个大的文学背景上，徐志摩均不及孙伏园任主编时的成就，《晨报副刊》于此便渐渐衰落，至1928年6月5日第2314号宣告终刊。本雅明认为，20世纪以来，“日常的文学生活是以期刊为中心开展的”（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等译，三联书店1989版，第44页）。《晨报副刊》作为“五四”时期著名的“四大副刊”之一，既有文坛思想过招的原始材料，又有文学观念论争的全景记录，甚至经历和见证着一些大的文学事件，并和其他期刊媒介一道，组织着文学的生产力，反映着文学的生产关系，契合着“五四”时代“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历史文化内涵。因此我们说，中国日报副刊的“起首老店”《晨报副刊》参与了对现代文学史的书写与创造，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进程中的文化指针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