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明道祠碑文记：“明道祠者，乃宋程明道先生令晋城时讲学处也。斯地，旧无居人，因就教而遂家焉。”书院村原是一片不毛之地，荒无人烟，但这里却被程朱理学大师程颢选为修建书院的一块风水宝地。程颢书院，坐落于晋城市区北部白马寺山西南麓的书院村，旧时称为“晋院”。据村中老人回忆，原晋院气势宏伟，布局完整，包括礼圣殿、讲学堂、道统祠、藏书楼、花园等。东面有明道祠堂，北面为官义庙、文昌阁，四周建有围墙，酷似一座城堡，原有建筑大多因战乱损毁。而今，程颢书院文昌阁门楼上的“古书院”三字、以及原本供奉程朱理学创始人程颢的明道祠堂遗址，依旧闪烁着时光淬炼的人文精神，向世人诉说着书院曾经辉煌的历史，传颂着程颢900多年前在此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北宋时期，朝廷崇尚儒术，推行文治政策，全国众多儒生读书仕进的热情一时高涨，各地建书院、办学堂，如火如荼。彼时，最著名的应天府书院、岳麓山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四大书院”享誉中外，而山西竟然一所普通书院都没有，尤其是人文繁盛、经济富庶、历来被称为文明圣地的晋城，一直到北宋年间，因“迫于自卫”“崇尚武功”而“其民不喜儒术”，教育很不发达。晋城史称“河东屏翰”“三晋门户”“太行首冲”，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唐末五代时，晋城先后为后梁、后晋、后汉、后周所占据。军阀攻守无常，得失不定，百姓苦不堪言。每年科举考试，参考学子很多，但中举者却寥寥无几。“境内贡举五六十年无一人登高第者。”时任谏议大夫的山西籍官员司马光曾提出增加山西学子录取名额的建议，但未被采纳。北宋治平四年（1067），朝廷采纳司马光的建议，选派34岁的程颢，从江宁府上元县调任泽州府晋城县令。程颢（1032～1085），字伯淳，世称明道先生，与胞弟程颐并称二程。程颢生长于仕宦之家，幼蓄理政观念。10岁时写的《酌贪泉》诗句“中心如自固，外物岂能迁”正是其内心写照。他25岁中进士，调作京兆府鄠县主簿（主管文书簿籍及印鉴）。28岁任上元县主簿，曾代理县令，能力显赫，政绩非凡。程颢来到晋城后，看到饱经五代战乱袭扰的泽州一带文化落后、民风粗俗，社会生产、人民生活呈现出种种乱象，于是推出诸多利民措施。一是“正己率属，视民如伤”。公布施政告示，接受民众监督；二是“为伍保，均役法”。根据乡村居民距离远近编为伍保，开展乡民互助活动；三是“厚风化，别善恶”。在村民中成立社会，制定章程，定期召开评议会，“为立科条，旌别善恶，使有劝有耻”。程颢自幼受儒家“民本思想”的熏陶，重民情结浓厚，倡导“专务以德化民，民爱之如父母”的治县理念，并在卧榻旁写下“视民如伤”，激励自己同情百姓疾苦，减轻农民负担，时常怀有“某每日常有愧于此民”之心。为改变晋城“重武轻文”、文化发展长期落后的局面，程颢采取了“启民智，立学校”的措施，制定了“欲治晋先兴文”的从政纲要，认识到“治晋之道以教为先，为民之要以学为本”。他重视兴学，“以教化为先”，提出“县有院、乡有校”的口号，并采取“官办民办并重，乡学社学齐上”“先招生后建校”等措施，推动实施多项兴学目标。程颢书院是晋城有史以来第一所“官办”书院，建院当时，由于晋城的社会动乱，流寇四起，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致使建书院、兴学堂，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严重缺钱。为了筹措办学经费，程颢打破官场陈规，动用了所有能用于修建的资金，“上犯天颜”而面临弹劾之险。同时，他倾其所有积蓄，捐出传家之宝的孤本《尚书》，还将夫人彭氏的首饰妆奁全部变卖，以致夫人病重竟无钱医治。程颢与夫人“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宋·李纲《病牛》）的壮举感动了晋城的农工士商，他们纷纷解囊相助，终于建成了功能完善、可以独立运作的文化教育组织——程颢书院。程颢书院管理层，实行“政教合一”，推行山长负责制，程颢亲自担任书院山长。书院既是学子学习和学者讲学的场所，也是程颢作为县令办公的地方。他白天是县长，处理县衙繁杂的事务；晚上是山长，除具体制定学规章程、教学宗旨、教学方法及培养目标外，还常常亲自登台讲课。程颢学术功底深厚，15岁便与胞弟程颐一道拜理学鼻祖周敦颐为师。来晋城之前，曾在嵩阳书院讲学10余年，学生虚来实归，皆有获益，有“如沐春风”之感。据《凤台县志》记载，程颢为学子们讲授儒家经典兼当世之道，讲解通俗易懂，耐人寻味。对一些生僻的理论，他循循善诱，娓娓道来，令学子们恭敬聆听。同时，他还深入学堂认真辅导，“儿童所读书，亲为正句读。”“释文义”“春风蔼仁，所在向化。迄今人犹向往之”。为了广办乡学，程颢还经常巡视于乡校之间，和父老乡亲们讲先王治世之道，“先生择其秀异，为置学舍粮具，聚而教之，朝夕督厉，诱进学者，风靡日盛。”唤起民众接受儒家之道的自觉性。同时，督促各社乡绅出资兴办乡学，并亲自选拔师资，推荐教材等。在程颢的大力倡导以及亲自督促下，晋城及周边“教童蒙始学”的社学乡学风生水起，短短三年时间就建立乡校72所，社学数十所。北宋时期全国有400多所社学或书院，晋城就占有近百所。在程颢书院瞻仰古代先贤讲学处，翻阅《泽州府志》《凤台县志》中抄录的有关程颢书院历史的文字，深为他兴学治晋的担当精神而感动。正是程颢，开晋城文化鼎盛之先河，播斯文晋城之种子，将古代书院打造成传播文化的高地，延续文脉的标杆，从根本上为晋城带来的文化繁荣和人才辈出，改变了晋城的风气，温养了晋城的文脉。自程颢建立起晋城书院后，古老晋城人传承儒道文化的良知终被唤醒，千年深藏的人文底蕴再次闪现，华夏文明的文化魅力浴火重生，晋城风气因之大变。出现了“驱儿市上买书读，宁使田间禾不薅”“虽穷乡曲巷，时闻弦诵声”的动人景象。宋元丰乙丑年（公元1085年），晋城书院“应召者数百人，登科者（中进士）数十人。”宋时提刑学士黄廉曾激情称赞晋城当时文风鼎盛、人才辈出的景象：“河东人物气劲豪，泽州学者如牛毛。大家子弟弄文墨……五十八人同赐袍……”（《风台县志》卷之十七）。同时还直接影响了泽州几县以及山西全境。《泽州府志》和《高平县志》记载：“宋程明道先生虽为晋城令，教化旁及（高平）士风，发生巨变。”“多建庙祠以祀之。”明朝官员张琎《重修程子祠记》云：程颢书院“达乎邻邑高平，渐乎晋绛（临汾、运城），被乎太原，所谓济济洋洋，有齐鲁之风焉者是已。”时隔千年，陵川县郝氏后人仍称：祖上曾从师程明道，其人才济济与受程氏教育有关。仅在公元1127年，由于战乱影响，书院迁居陵川，陵川仅在金代科举中就涌现出7位状元。社会秩序随之向好，愚昧无知的乡民止步书院，求学识字的人多起来了。因学兴商，因商富民，九头十八匠的生意火起来了，茶马古道上再度响起骡铃马蹄声。书院前面形成一条不宽的中心街道，客商云集，店铺林立，文房四宝，日用杂货，生活用品，应有尽有，繁华非常，书院村由此成了一个繁华的小集镇。程颢兴办书院乡学，开启民智，为晋城古代教育和人才培养作出了卓越贡献，也为晋城的人文发展奠定了厚实的教育基础，由此才有了明清时期，沁河流域文明的崛起，才涌现出宋代文学家刘羲叟、金代文学家李俊民、明代经济学家王国光、诗书大家张慎言、清代文渊阁大学士、《康熙字典》总编纂陈廷敬、数学家张敦仁、当代著名作家赵树理等一大批名相、学者，也才有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程颢书院留下的令人感动的红色记忆，书院墙壁上保留的革命标语和宣传壁画，再现了中国红色革命中一段光辉的历史瞬间。历史上的晋城，曾一度非常显赫，被视作中国理学之源，灿烂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900多年后，这所隐匿在时光流年里的古代书院依旧能够学脉延绵，绽放光芒，弦歌不绝。从历史的角度衡量，程颢书院价高厚重；从文化的角度衡量，程颢书院内涵深刻。
赵元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