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记流年》阿来著作家出版社《以文记流年》是阿来的全新散文随笔集，这本书由“云中记”“读书记”“出行记”“怀人记”“鉴赏记”“品酒记”“演说记”七个部分组成，是阿来第一次在作品中展现他的多元才华、学识、情感世界及日常生活。这本散文集用文字表现出一个写作者与写作相关的生活的方方面面，让读者走近一个充满人间烟火、充满生活气息的文学艺术家阿来。《扬子江评论》要组织关于《云中记》的讨论，丁帆兄要我也来参加。新书刚出的两三个月间，四处站台推销。每回都要向读者宣讲：题材、动机、意识等等，实在是谈得太多了。现在提笔，不知道还可以谈点什么。一部小说创作的过程，并不是每一处都想得清清楚楚，行文中也还想留下些未尽之言，实在经不住作者自己一谈再谈。酒中糊涂答应的事，醒转了就后悔，何况这回答应的还是笔谈，真是踌躇再三。推广新书时与读者谈的，总是在他们感兴趣的事实与意义方面，会有苏珊·桑塔格所批评的只从社会学意义上“过度阐释”的毛病。这回笔谈是专家参加的，似乎可以避开总是揭示意义那种路数。在书店促销，作者和读者互动，未必会像自己所期待的那样，把读者的兴趣在适度的意义寻求后，导向审美方面。常常出现的情况是，作者会被读者引导，从一种意义到另一种意义，直至找不到新意义后还要努力去寻求生发。《云中记》作为一本以巨大灾变为背景的小说，当然会有大量的死亡书写，自然也就会在有关生命有关灵魂方面多费些笔墨。但这些笔墨并非西方文学中那种纯粹的哲学性或宗教性的追问，而是基于一种强烈的情感需要，不愿意一个个生命随着肉体殒灭就失去全部意义。但和读者的讨论有时会变得像煞有介事的通灵课程。和读者也会讨论到小说中所关涉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话题。地震题材的小说，当然不可能逃离人与大地的关系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往往，话题又会被诱导到环保生态这样的当下议题。我并不是说，这样的讨论就是没有意义的。但过于应景的环保生态议题，又脱离了关于人必须止于依照自身构造规律运动而造成灾难的大地这种宿命性的感受。正如我在小说的第三则题记中所说：“大地震动，只是构造地理，并非与人为敌。大地震动，人民蒙难，除了依止于大地，人民无处可去。”所以，再鼓余兴来谈这部小说，我还是来谈谈小说的语言。这也是目前别人与自己都少有谈及的方面。国庆期间，在乡下清静，手边没有资料，记得多丽丝·莱辛在诺贝尔奖的受奖演说中说，每当有了一个萦回于心的故事，并不意味着就能立即动手写作，而是需要继续等待。用她的说法，是在等待听见一种“腔调”，只有当这种腔调在耳边响起，被她听到，这才是写作的开始。我想这其实是说，她一直在为这个故事寻找一种合适的语言方式，就像是为音乐找到一个鲜明的调性。脑海中，一些最基本的语词跃然而出，这些最初闪现的词语带着自己的声音、自己的色彩，其最初涌现时的节奏也将决定即将展开的文本的节奏，会决定小说向什么方向开展与深入。是更倾向客观的事实的重现，还是以丰富的想象将事实粉碎后再加以重建？是更倾向于情感的抒发，还是哲思的张扬？在实现这些动机时，又如何做到在书写和基本事实间建立一种若即若离的联系而不失之于空泛？之所以在汶川地震十年后，我才动手写《云中记》，并不是因为我缺少材料、没有故事，或者不能意识到故事所蕴含的意义，而是因为莱辛所说的“腔调”尚未被听见。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有没有故事要讲，而是以什么样的语言方式使这个故事得到呈现。这一点，早在我作为一个初学者在讲过五六个故事后就已经有充分意识了。讲故事的艺术门类很多：说书、舞台剧、电影、电视，甚至更具古典意义的绘画，以及现代意义上的摄影都能担负这个功能。如此说来，只有故事本身并不能构成小说存在的合法性。小说与其他故事方式的唯一区别就是语言。考察现当代小说文体的嬗变，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小说必须向影视等艺术方式让渡大量空间，这迫使小说家必须在语词的海洋中另辟空间。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一个小说家又不能因为某本小说在语言上的成功，而满足于某种风格的形成，永远在此驻足停留。为了不同故事的质地，为了从不同故事中发现新鲜的情感与精神性蕴藏，小说家必须为之寻找最恰切的、最有表现力的语言。我亲历了汶川地震，亲眼目睹过非常令人震慑的死亡场面，见证过最绝望最悲痛的时刻，也亲见人类在自救与互救时最悲壮的抗争与最无私的友爱。因此常常产生书写的冲动，但我最终多次抑制住这种冲动，是因为我没有找到恰当的语言，没有听到“腔调”的出现。为此，还得承受常常袭上心头的负疚之感。地震在瞬息之间，造成了数十万人伤亡，把一个人一个家庭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积累的财富毁于一旦，把数代人数十代人建设起来的村落与城镇毁于一旦。悲痛，当然；起而抗争的壮烈，当然；举国驰援，恩爱深重，当然。但一部小说不可能面面俱到。而且，这些东西，此前从新闻到各种艺术形式，都有过许多呈现。这次地震，很多城镇村庄劫后重生，也有城镇与村庄，以及许多人，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我想写这种消失。我想在写这种消失时，不只是沉溺于凄凉的悲悼，而要写出生命的庄严，写出人类精神的崇高与伟大。在写到一个个肉身的殒灭与毁伤时，要写出情感的深沉与意志的坚强，写到灵魂和精神的方向，这需要一种颂诗式的语调。在至暗时刻，让人性之光，从微弱到明亮，把世界照亮。即便这光芒难以照亮现实世界，至少也要把我自己创造的那个世界照亮。要写出这种光明，唯一可以仰仗的是语言。必须雅正庄重。必须使情感充溢饱满，同时又节制而含蓄。必须使语言在呈现事物的同时，发出声音，如颂诗般吟唱。我想我基本上做到了，三个多月，每天持续的写作中，语词们都应召而来，它们都发着微光，把来路照亮。它们都来到了，它们自己放着光，把彼此映照。我用它们建构一个世界，它们集体的光，把这个世界照亮。这些光亮不是来自外面，它们是从里面放光。这样的语言在神话中存在过，在宗教性的歌唱中存在过。当神话时代成为过去，如何重铸一种庄重的语言来书写当下的日常，书写灾难，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科学时代，神性之光已经黯淡。如果文学执意要歌颂奥德赛式的英雄，自然就要脱离当下流行的审美习惯。近几十年来，受西方现代派文学和后现代派文学的全面影响，文学充满了解构与反讽，荒诞、疏离与怀疑成为文学前卫的姿态。我们已经与建构性的文学疏离很久了。召唤这种语言回返，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这既取决于作者对自己的信心，更得相信可以将读者从欲望横溢的物质世界召唤回精神性的空间。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在《史诗》一书中说：“史诗——无论古老或现代的史诗——所具备的定义性特征是英雄精神，这股精神凌越反讽。”他还说，无论是但丁、弥尔顿，还是沃尔特·惠特曼，都充满了这种精神。如果说但丁和弥尔顿的信仰于我是隔膜的，但惠特曼是我理解并热爱的。布鲁姆说，惠特曼式的英雄精神“可以定义为不懈”，“或可称之为不懈的视野。在这样的视野里，所见的一切都因为一种精神气质而变得更加强烈”。我想，当我书写灾难，一定要写出灾变在人身上激发出来的崇高精神与勇敢气概。如惠特曼为他自己所追求的语言方式所说的那样：“同时置身于局内与局外，观望着，猜测着。”“我佯装为景象和暗示所迷醉，但我没有迷醉。无论我走到哪里，我的巨人和我在一起。”同时置身于局内与局外，这使语言获得在客观实在与想象世界间不断往返的自由。“我的巨人和我在一起”，我让主人公在他亦真亦幻的信仰世界中行动，我的任务则是“观望”和“猜测”一个凡人如何依据情感的逻辑演进为一个英雄。这其实也是作者完成自证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