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收藏了两份离婚判决书，一份是由大同人民法院1951年3月9日签发的，另一份是由察哈尔省人民法院1951年5月17日签发的。由于当时没有专为结婚和离婚发证的机构，只能由法院判决。我手中收藏的这两份保存了70年的离婚证书，离婚证的当事人为我母亲和她的前夫。这两份用红布精心包裹的离婚证书，由于时间久远有些发黄褶皱，其中市级法院开据的那张折叠处部分有损，但上面油印的文字却依然清晰可见，证书上赫然印有“大同市人民法院印”“察哈尔省人民法院印”的公章。据我母亲杨馥英生前回忆，她和前夫王某的婚姻是双方父母包办的，两人均出身富裕家庭，我母亲是银号掌柜之女，王某是名医之后（家里开设药堂，有多处铺产），故婚后生活无忧，吃穿优越。不久他们生下一女。王某比我母亲小4岁，当时，在十里店中学（大同师范前身）读书。王某的父母去世后，王某嫌我母亲没有文化，没有共同语言，到市法院起诉离婚。母亲经常说她当姑娘时很想上学，但她母亲不同意，常说：“女孩子上学，大了野得谁敢要你！”便整天在家中学针线活、学刺绣和陪两个弟弟玩。当王某提出离婚时母亲一下蒙了，觉得从来没有和他红过脸，事事伺候得他很周全，怎么会这样？几天后母亲想通了，谁叫咱没有文化不识字哩！因为我的大姐当时只有3岁，母亲坚决要求由她来养育，故法院把家产的2/3判决给她，王某因对其中条款不服而上诉到省法院。这就有了这两份离婚判决书。通过此事，母亲觉得女子也应该去念书，故上世纪五十年代母亲积极参加了社会上的扫盲班，又请姥爷教她认识了不少汉字，不久后她就能读报和看小人书了。后来，弟弟们的课本也成了她学习的教材。再后来，街道开居民会，有时母亲还担任记录工作。但她仍遗憾曾经的那段婚姻和她没有上过学的事实。总是在讲，一个人无论如何，没有文化是不行的。我想，母亲之所以把这两份离婚证书保存了下来，是在不断提醒自己要时时刻刻进步，决不能被时代所淘汰。

刘印军（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