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城盐湖。杨冯彦摄
编者按：历史上的晋商已渐行渐远，但他们创造的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辉煌、留传的创业和创新精神等文化遗产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研究。李广洁先生长期在晋商文化领域研究深耕，他撰文总结了晋商的历史贡献，从即日起在本周刊连载，以飨读者。晋商的历史渊源颇早。春秋早期，公元前8世纪，河东的池盐已经在商品交换中充当重要角色，地处淮河流域的楚国已经开始食用河东之盐。公元前585年，晋国准备迁都，在今晋南物色合适的建都地点。许多人都建议把河东盐池西北的“郇瑕之地”作为新都城，说这里靠近盐池，有盐利可资。但韩献子等大臣持反对意见：“夫山、泽、林、盬，国之宝也。国饶则民骄佚，近宝公室乃贫，不可谓乐。”他们担心靠近盐池，百姓会弃本逐末，以盐池之利崛起的商人势力对国家的统治不利，这样才把国都迁到了新田（今侯马市）。猗顿因为从事畜牧业和经销河东之盐，成为富比王侯的大商人，是先秦时期山西商人的代表，享誉全国。秦汉以来，山西的地理位置特殊，北部处于农牧过渡带，日常生活的需要使得汉民族和游牧民族很早就在边境地区开始了物品交易，在西汉初年就可以看到一些端倪。匈奴“尚贪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关市不绝，以中其意”。西晋末年，雁门繁峙人莫含，家世货殖，赀累巨万。其宅院建在桑干河之南，世称莫含壁、莫回城，这应该是1700年前的“晋商大院”。北魏时，今蒲州一带多商贾，“河东俗多商贾，罕事农桑，人至有年三十不识耒耜”，河东太守元淑劝民农桑。山西北部作为边塞重地，长期有军队驻防，军粮供应问题一直是一大难题。北宋庆历、嘉祐年间，范祥在河东进行盐政改革，实行“钞引法”，将官营、官运食盐改由商人交钱领钞券，凭钞券到河东盐池领盐，运到有关地区自行销售。就是给商人提供食盐销售的特许，以解决当时巨大的边防开支。范祥的“钞引法”实行后，每年可节省数百万缗的运输费用，增加了国家财政的收入，自然也催生了一批从河东盐池起家的山西商人。明朝建立后百余年间，退居漠北的元朝残余势力伺机南下，成为明代的严重边患。明朝统治者在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的北部边防线上相继设立了辽东、宣府、蓟州、大同、太原、延绥、宁夏、固原、甘肃九个边防重镇，史称“九边重镇”。由于要防御北边的元朝残余势力南下，明朝政府在长城沿线驻扎了庞大的军队，当时政府为了解决长城沿线驻军的军粮运输问题，借鉴宋代的“钞引法”实施“开中法”，军队守边，商人供饷，以盐为中介，故曰“开中”，就把食盐的专卖权授给商人，条件是由商人承担运粮任务，由此就产生了不少粮商、盐商。山西是传统的产盐地，又靠近北京，紧邻内蒙古草原，其北边驻守的军队较多，在明代的“九边重镇”中山西有两处——驻防大同的“大同镇”和驻防宁武的“山西镇”。在这样的背景下，晋商应运而起，很快就在南北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和地理优势，明代的晋商主要是说今运城、临汾、晋城、长治地区的商人，他们充分发挥了运城的食盐、粮食，上党的丝绸、铁器的商业价值。最出名的要数蒲州的王家和张家，明代重臣王崇古和张四维，都是出身于蒲州的盐商世家。王家和张家联姻，王崇古是张四维的舅舅。他们两家联合起来，成为富可敌国的大商户。作为朝廷重臣，张四维和王崇古共同促成了明代政府改变国策，开放北部边疆贸易，促进了更大范围的商业经营活动。史称：“边境休息，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到了清代，山西中部的晋商开始崛起。晋商把山西富有的盐、铁、麦、棉、旱烟等特产销售到全国各地，又把南方的丝绸、茶、米转销西北、蒙、俄、日本等地。至清乾隆、嘉庆时期发展到鼎盛。兴于明、盛于清的晋商，纵横欧亚，连通南北，驰骋商场500年，其影响是巨大的，贡献是多方面的，粗略梳理，有20项。
第一个贡献——促进一些城市的兴起繁荣
明代中叶，一部分山西盐商南下发展，开始在富庶的江南地区定居，与南方人一道经营两淮盐业。万历年间，蒲州的盐商在扬州已经形成了很大影响。清初，平阳亢家富极一时，人称“亢百万”，在扬州建筑“亢园”（即著名的瘦西湖的前身），“长里许，自头敌台起，至四敌台止，临河造屋一百间”。明清时期扬州的繁荣，有晋商的贡献。乾隆初，祁县乔家在西脑包（今包头）开设了第一个商号“复盛公”，后来不断扩展，几乎垄断了包头的商业和金融业。在晋商的带动下，包头店铺林立，不到50年，人口就增长了10倍，达到3000多人。到了嘉庆年间，包头逐渐发展为一个边塞商业城镇，包头村升为包头镇。乔家鼎盛时期，复盛公、复盛全、复盛西三大商号的商业网点遍及大街小巷。老包头的城垣，几乎就是环绕着乔家商号的商业网络而筑起的，故有民谣曰：“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现在，包头城还有一个复盛西巷。晋商在清代对整个蒙区的经济发展都有贡献，由山西商人开办的商号，其活动范围包括了内蒙古各盟旗和外蒙古喀尔喀四部。今河北的张家口，也是因晋商的到来而开始繁荣的。康熙年间，榆次常家到张家口经商。到了雍正年间，常家在张家口设立的大德玉杂货店已是当地影响很大的商号。从张家口经库伦到恰克图的贸易，基本上由晋商垄断。张家口的上堡、下堡是城市发展的基础。下堡为张家口最老、最富庶的地区，当时晋商的住宅和票号都集中在这里。张家口下堡的锦泉兴巷，是因为太谷曹家的锦泉兴票号设在这里而得名。平遥日昇昌票号在张家口的上堡设立了分号，这个通往票号的巷子被称为“日昇昌巷”，并延用至今。晋商的晋泉源银号在张家口信誉很好，民间甚至有“晋泉源、晋泉源，不给利息也存钱”的民谣。乾隆年间，山西商人以冒险精神进入青海，深入藏区贸易，促进了西宁城的发展，到光绪后期，在西宁城的山陕商人已有上千人之多，民国时期更为兴盛，当地有“山陕客娃半山城”之说。古都咸阳在元末战火中荡然无存，明洪武元年（1368年），临晋县（今属临猗县）王申村的李家在渭水古渡口附近的东明街开设新兴油店。翌年六月，咸阳县丞在李家的新兴油店主持咸阳新城的奠基礼，故当地民谚云：“先有新兴油店，后有咸阳县”。辽宁的朝阳，是当年太谷县曹家先设立商号“三泰号”，经营客栈、当铺、烧锅，才促进了朝阳城的发展。包头城、西宁城、朝阳城、张家口、咸阳城等城市的兴起、发展，都与晋商有直接的关系。
第二个贡献——开创近代金融汇兑业务
明清时期，山西商人适应商业发展的需要，由商业向金融业发展。明万历年间，晋商刘家的“永德泰”钱庄在汾城县（今襄汾县汾城镇）创立，标志着中国近代汇兑业务的开始。道光三年（1823年），“日昇昌”票号在平遥成立，进一步强化了晋商在汇兑业务上的优势。咸丰、同治时期，山西的钱庄、票号几乎垄断了全国的汇兑业务。当时晋中的票号主要控制东北、蒙古、俄罗斯一带的生意，而晋南的平阳钱庄则称雄于京师、中原、江浙、西南、西北及东南亚一带，“北号(票号)南庄(钱庄)”两大晋商劲旅“汇通天下”。
第三个贡献——逐步建立近代企业制度
晋商在长期的经商过程中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企业制度，在清代的十大商帮中，只有晋商做到了这一点。这些制度中最重要的是股份制，晋商在嘉庆、道光年间开始采用股份制，后来的票号都采用了股份制。晋商当年的股份制已经初步具备了现代股份制的三个基本特点：股权多元化、一个控股的大股东、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晋商实行“用乡不用亲”，即人们常说的不用“三爷”——少爷、姑爷、舅爷，这就把家族式管理转变为制度化管理。晋商还采用了独特的激励机制——身股制，即员工以身股参加企业分红。这种制度保证了员工利益与企业利益一致，激励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第四个贡献——优化各地市场经营秩序
明清时期各地的晋商会馆，承担着规范市场经营秩序的职责。如河南社旗山陕会馆中保存着《同行商贾公议戥秤定规概》《公议杂货行规》《过载行差务》3块碑刻。立于雍正二年(1724年)的《同行商贾公议戥秤定规概》碑，制约不法商家在秤上面做文章、坑害顾客，杜绝缺斤短两之弊，制定了对触犯者的处罚办法，并上报官府备案。立于乾隆五十年（1785年）的《公议杂货行规》碑，内容涉及不得搞虚假包装、不得卖劣质产品、不得诱惑顾客、不得打价格战、不得冒用别人的招牌做生意等。这些经全镇的杂货商家集体讨论制定的商业道德规范“十八不准”，是18世纪的工商管理条例，具有强制性，如有触犯，要予以处罚。立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的《过载行差务》碑，是赊旗镇的过载行为了抵制官府“屡经加增”的摊派而定的合约。当时刻立这几块碑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商家行为规范、优化市场经营秩序。有关的会议都由晋商牵头，在山陕会馆中召开，说明山陕会馆实际上具有赊旗商会的作用，山陕会馆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市场管理的职能。河南舞阳北舞渡山陕会馆中也有类似的碑刻。乾隆年间，由于易州的牙行作梗，致使北京的烟行长期无法正常交易，在河东烟行会馆的交涉下，问题得以解决。晋商依靠会馆的力量，维护了自身的利益。嘉庆年间，在河南洛阳的潞泽商人，以潞泽会馆为依托，向当地税收部门交涉减少梭布税收。晋商会馆在维护同乡商人利益的时候，所在地的同行业商人都随着受益。
文/李广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