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关公庙氤氲在神州的角角落落，并以‘儒释道三教并尊，士农工商四民同戴’的美谥齐飞，应归功于太原罗贯中的那部传世巨著《三国演义》，他用‘移花接木’的艺术手法，用大的篇幅拓展了关羽故事的分量。”也有人说：“关公是‘义’之典范，山西人普遍崇奉。明代晋商走西口、跨大漠，远涉恰克图。他们走到哪里，就把会馆（关帝庙）建到哪里，以求关羽护佑。这是广泛尊关公为神的重要原因。”是这样吗？确切地说，有这些因素，但不完全是。清代《太原府志》和《阳曲县志·卷一·舆地上》载：太原府“关帝庙在城共有二十七座”，“其城外诸村镇多有，兹不详载”。保留至今的有五座关帝庙，但方圆相距不足三公里。从关帝庙建成历史，可以探究出关公的神化轨迹大抵经历了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为一名战将，仅限于荆州和蜀地民间盖庙祭祀关羽。第二阶段是隋唐时期。关羽显灵传说不断增多，佛教封其为护法神，官方将其配享武成王庙。第三阶段是宋元时期。道教、儒家、佛教都将关羽列入自己的信仰体系之中，使关羽崇拜不仅仅处江湖之远，且居庙堂之高。宋朝皇帝还为关羽赐庙额，初封忠惠公，再多次封王，成“壮缪义勇武安英济王”；元朝皇帝除继续封王外，还“遣使祠其庙”，以至于关庙林立，遍布城乡。太原校尉营的关帝庙，就建于宋代，是这座城市现存最古老的一座关庙，是独有关夫人殿的庙；庙前街的“大关帝庙”，考古实证则为金元基址建筑。第四阶段是清朝时期。皇家十分尊崇关羽，还在关外立庙祭祀，并赐庙额“义高千古”。入关后，更是将关庙载入祀典，岁时致祭，并不断制造关羽显圣的故事，予以加封。从顺治九年敕封“忠义神武关圣大帝”起至光绪五年，累封字数达到26字。山西省汽车修造厂内的关帝庙，建于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第五阶段是民国时期。虽然帝制被推翻，但关羽崇拜依然继续。民国三年，袁世凯下令将关羽和岳飞合祀武庙，凡军人宣誓大典都要在武庙举行。当然，以文学作品的属性为不朽人物立像，或以民间商路供奉关公作为传播途径确实可信，但更多的是靠统治者去涵养起来的。明末，在关外的努尔哈赤不仅是关羽的“铁杆粉丝”，还将《三国演义》推广成为攻城略地的“圣经”。努尔哈赤起兵时，才十三副铠甲，势力微弱。与海西女真和东海女真交战，他单枪匹马冲出重围，人困马乏，找了个僻静地方，想坐下喘口气，刚合上眼就睡着了。追兵可没闲着，向这里奔来！突然感觉有人推自己，一睁眼，只见眼前这位青袍绿帽、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眼，五绺长髯飘散在胸前。手里倒提青龙偃月刀——关老爷！只听关羽说：“你赶紧上马往南走，这关某暂挡一时。”说罢提刀上马，飘然而去。他知道是神仙显灵，救他一命。除关羽擎天保驾之功外，女真人拥有中原的兵书固然不少，但他们看不懂。看不懂怎么学兵法呢？汉人的书先把《三国演义》翻译成女真文，他们大举南下时就是听评书，三国人物在他们的脑子里活了起来，以三国演义战法取得了政权。所以，大清朝从努尔哈赤起，代代都对关羽敬畏三分。每一代皇帝继位，都不忘了给关老爷加封号，并广泛在民间建庙。关公如天神般凛然威武，如山岳般的巍然挺拔。在关公被宗教化与财神化后，太原城满载历史记忆的老街里，关公庙可以营造出更为贴近的地方感。当农历六月廿四——关公诞生日时，关帝庙中便响起笙、管、埙、笛、筝、鼓、编磬、琵琶、云锣交汇出的“交响乐”，人们行献礼、奠玉帛、读祝文、进俎望燎、祈盼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一生平安，平步青云，财运亨通……关公在意识的堂宇里，从史书到文学作品，再从历史小说到民间戏曲，越来越精彩。太原城内梨园世家出身的武凌云，获得过十七届戏剧梅花奖。他细心揣摩关公雕像神态，精心设计一招一式，既具有英雄之奇，又具有常人之俗，演活了中国民众心目中忠义神勇的“关老爷”。他和团队新创晋剧的《关公》，应邀参加2019马来西亚国际关公文化节，在马来西亚五个州的8个城市，引发轰动，受到来自东南亚各地关公信众的热烈追捧，他演的晋剧《关公》成太原“文化名片”。

卢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