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10日晚9时，上级紧急通知杜府文参加志愿军入朝。次日凌晨3时，他们便乘火车赴丹东新组成的志愿军司令部（简称“志司”）报到，杜府文被安排到电台工作。那年他18岁。10月19日晚7时，指挥所乘汽车开过鸭绿江大桥直奔朝鲜前线，前面的几辆吉普车上坐着彭德怀司令员和参谋、警卫，后面大卡车里坐着电台人员和勤杂人员，坐在卡车里能听到车外志愿军急行军步兵铿锵有力的脚步声。道路被炸出了许多大坑，汽车不停地上下颠簸。敌机在空中盘旋，不时地扔下照明弹、炸弹，炮弹擦着耳边炸响，每一声都像要掀掉人的脑壳。初入朝鲜，白天必须隐蔽，部队行军和后勤供给全部在夜间。每个山头上都有防空哨，发现敌机马上鸣枪，汽车听到枪声立即闭灯向前慢行一段路程方可停下来。有一次行军转移，敌机来扫射，大家赶紧下车隐蔽，一位司令部的文书因为没有来得及下车隐蔽，而被敌机机关炮击中牺牲了。这时，杜府文坐在蒙着篷布的大卡车里，用身体紧紧护着收报机。因为彭总要靠这个电台和军委、驻朝使馆以及各个兵团联络。谁都不知道那时他有多激动，因为在那一刻他着实做好了为电台牺牲的准备。牺牲，是每一个志愿军战士最崇高的信仰，死，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收发报机是什么？在那个没有其他先进通信设备的年代，它就是部队的“千里眼”“顺风耳”。杜府文的电台在“志司”担负着彭总与军委、驻朝使馆以及其他部门联络的工作，他是发报员。电文由作战科拟定，再转入译电科，最后转到发报员手上。发报员要做的就是把一串一串的数字转换成“滴滴答答”的电码，这是拼记忆、拼速度、拼细心，同时也是拼体力的工作。责任重于泰山。电台安装好后，杜府文迅速以战斗的姿态投入到了工作中，此后的3年，他的生活中除了“滴答”，便再无其他。电台也不是绝对安全。1950年11月中旬的一天，志愿军得到情报，敌军要派大批飞机轰炸“志司”，那天正好轮到杜府文值班。台长一声令下，“全部撤退！”其他人都迅速转移，跑去了远处的山洞里防空。最后就留下了杜府文、台长、主任和共产党员武广成。他们都抢着说：“小杜，你也去防空洞，今天我替你值班。”杜府文不肯，倔强地说：“谁值班就是谁值班，我不用你们替！”三个人撵不动他，只好匆匆撤离。临走，台长说了一句：“瞧这小子这股倔劲，像咱共产党员！”就在那时，一个誓言在杜府文的心里生根发芽，“我也要成为共产党员！”那天外面出奇的安静，杜府文心里却是翻江倒海。他一个人守着电台，回想自己的父亲和当兵以来的一幕幕，他多么庆幸自己跟了一支好队伍。他说：“一个人能在那样年轻的时候有方向、不迷惘，心里充满了归属感，你很难想象，当时我有多么幸福。”1932年，杜府文出生于山西省清徐县王答乡王答村的一个耕读家庭。他父亲曾在黑龙江绥化经商，日军入侵后，社会动荡，商铺倒闭，他们只能回到清徐老家靠不多的田产维持生计。尽管如此，父亲仍支持他上学，告诉他：“做人一定要做一个有用的人，学好文化练好本领是关键。或许有一天，你的文化和本领还会成为救国的武器。如果将来真的有机会为国家效力，那是咱们家族的荣耀。”杜府文从小爱学习，16岁时考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毕业前，军委三局的崔伦处长到校从200多名学员中选了50名技术政治兼优的学员到军委总台工作，他幸运地被选上了。那时他选择军校也是因为听父亲说，亲眼看到共产党的队伍对老百姓最好，跟着共产党肯定没错。现在他自己明白了，不仅如此，多少共产党员还都像台长一样不怕牺牲，救国救民，他崇敬他们，他也想要成为那样的人。结果这天敌机没来，有惊无险。而不幸最终发生在1950年11月25日。那天天刚闪亮，敌机突然来袭，非值班人员还都在营房休息。大家听到防空哨响，就都躲到了厨房里防空（当时他们住的是民房，朝鲜的厨房地板比地面低一米）。敌机来势汹汹，轰炸扫射势如急雨。防空解除后大家得知，司令部有两位参谋牺牲了，其中一位就是毛岸英同志。伟大领袖毛主席让他的儿子跟全国青年一样，参加志愿军赴朝抗敌，杜府文又一次看到了共产党员的无私和担当。共产党员始终把责任放在第一位，无论何时都与百姓共进退，这种无产阶级的革命奉献精神深深打动了杜府文，悲痛气愤之余，他更加坚定了要入党的决心。后来，营房里流行开了“斑疹伤寒”，“志后”八台所有报务人员全部感染，其中一名病情最重，不过几天的工夫就病亡了。其他人也都症状明显，不能再上机工作。这时正值1951年秋，我军由进攻转入防御，前方部队要后撤休整，国内的部队要到前线锻炼，军事部署调整十分频繁。电报又多又急，电台联络任务十分艰巨。必须有人调到八台工作，谁去呢？台长看中了杜府文。杜府文当时在一台工作，“这个小鬼精通业务，而且以前在八台干过，肯定没问题。”台长一声令下，杜府文丝毫没有犹豫，一个军礼，一声回答：“是！”就奔去了那危险之地。台长不知道，此时的杜府文正背着一个重重的“思想包袱”。那时军邮刚刚开通，杜府文收到了家信，信上说在他走后的一年中，父亲和祖父都相继去世，家中只剩下了70多岁的老祖母和不到10岁的弟弟妹妹，母亲早在他当兵前就已经过世，现在家里老的老小的小，生活困难可想而知。杜府文心里又着急又难过，偷偷抹了两把眼泪后，他赶紧写信安慰老人，又写信给亲戚们请求帮忙。这些事他没跟任何人说，他知道在战场上只有国没有家。所有的伤心事都是“思想包袱”，要想好好工作，必须甩掉“思想包袱”，轻装上阵。亲人过世都顾不得痛快哭一场，哪里还能顾得上斑疹伤寒的危险？杜府文1个人撑起了8台，1人顶3人的班，一连工作10多天，每天上机18个小时以上。杜府文一个人保证了“志司”和军委的正常联络。1952年评功时杜府文立了三等功。部队以朝鲜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康良煜的名义，发给他军功章一枚。杜府文家里收到了立功喜报。他说，那就是他对逝去的亲人最好的安慰。工作，那不是问题，因为死都不怕。前线的志愿军官兵经常是一把炒面一把雪，“志司”机关人员也是糙米饭（带皮的黏高粱饭）和地瓜干充饥。因为缺乏营养，杜府文和部分同志都得了夜盲症，太阳落山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入朝前杜府文的左胸处就有个大脓疮，为了能顺利入朝，他偷偷隐瞒了病情。去了朝鲜后，因为住宿条件差、卫生条件差、那个脓疮严重感染，糜烂越来越深，轻轻一碰，就跟刀割一样疼。有时夜间翻一翻身，都能疼出一头大汗。可不管怎样，这个疮整天在军装里藏着，大家看不见。只要大家看不见，他就是个健康人。杜府文这样想，这点疼都忍不了，还当什么解放军？紧接着，伴随杜府文一生的“病”来了。1952年秋，朝鲜大雨连绵，电台在山脚下的隐蔽部进了1米深的水，战友们只好把电台搬到民房的厨房里。朝鲜都是地炕，室内温度极高。为了防空，凡是透光的地方都给蒙上了雨布，屋子里闷热难耐。杜府文他们连续几小时在机上工作，浑身上下总是大汗淋漓。一天深夜他出去解手，回来不多一会儿，就觉得右脸僵了，右眼不会眨了，口水也收不住了，第二天让医生一看，才知道他得了面部神经麻痹，嘴歪眼斜。这病不光破人的相，要命的是吃饭嘴漏，说话大舌头，睡觉时右眼闭不上，难受得很。卫生所没有其他治疗办法，只能给杜府文开了些维生素B1帮助缓解病情，吃了一段时间，果然有所好转，但右眼难闭、笑时嘴歪这两样毛病从此就跟着他不离不弃，如影随形了。1953年，战争已接近尾声，但战斗仍十分激烈，作为“志后”，必须及时掌握前线的物资需求，还要指挥后勤各分部把物资运到前方。这样电台的工作更加重要了，为了激励大家好好工作，“志后”通讯处开展了红旗班组竞赛活动，杜府文所带班完成任务最好，被评为了“红旗班”，他本人还因为带病工作立了二等功，并得到了朝鲜的三级国旗勋章。对于杜府文来说，虽说这一年多灾多难，但好事也接二连三。5月，刚满20岁的杜府文被评为了模范团员；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生效，战争宣告结束；到了8月3日，杜府文迎来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他终于通过了党的考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李小娟（此栏目内容节选自三晋出版社新书《战火中的青春》）
